悲劇最終所呈現的，一定是負面、失敗的結局，即使結局是成功的，過程間也有許多犧牲及掙扎。
悲劇的另一個特點則是無力感。面對想做的事情、某個困境，卻感覺到自己使不上力，沒有能力可以解決這些難題。
演繹悲劇的角色，通常不是自己先前造成什麼過錯，而後遭逢厄運，角色及所經歷的悲劇間，沒有前因，只有後果，有著不平衡的因果關係，也就是接近「原罪」的狀態。
所有事情最後都會呈現出抉擇，而抉擇本身就象徵著事情的矛盾性，擇一，然後犧牲，不論選哪一方都會產生出負面的結果，有不可避免的矛盾，甚至在兩個選項中根本得不出結論，因為兩個選項都有不能放棄的原因。
前述幾個特點，某些具有落差的性質，落差代表期望及失望，能力不足、條件限制等等，想而作不到，希望做到而作不到，悲劇中也帶有這種成份。
命運感所指的是一種「不得不然」的宿命感，也就是第三點所指稱的原罪，哲學家會成為哲學家並不是他自己的選擇，而政治家對政治產生嚮往及責任感，也是與生俱來的，這種刻劃在生命原型裡的起源，迫使人們走上宿命的道路，一生糾纏至死方休。
那麼，何以人類所有行為都具有悲劇性？所有動物都具有意識，但是各種動物中，又以人類的意識最為傑出，能夠對於未來作非常長遠、縝密的想像，並且依據這個想像合作。此等強大的精神力帶給人們在地表上前所未見的成就。
但也是因為這個意志面的高超，使得「落差」、「無力感」這幾個悲劇特質始終無法擺脫，叔本華認為人類意志在透過物質身體實現時，必然會遭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想要飛→不能違反物理原則→造飛機）。
物質條件帶來的第三個特點，便是「矛盾」。人的精神趨於無限，但是物質時間卻是相當有限，顧此失彼，想要實現理想但又無法放棄生存、生存下來但沒有追逐理想則為行屍走肉。兩者對於人類而言都是相當重要，不能放棄其中一項，因此只能被兩者拉扯、撕裂，試圖在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而追尋何種理念，則屬於天賦的「命運感」和「無辜」，不是後天的結果。
總結來說，人類的行為總是在「追尋意義」跟「維持生存」之間掙扎，產生失落，而不管結局如何，與理想狀況相比起，還是趨於不足，此時人類只有放棄自己過高的標準去迎合現實，才能阻斷悲劇性的擴散。
在韋伯對於政治的分析中，政治的矛盾性主要來自「實現價值」與「權力鬥爭」，尤其政治的目的在於決定共同體的走向， 所造成的悲劇不是獨自承擔，而是整個共同體一起走入命運的深淵。
政治理念由於走到一個非常高的位階，沒有任何標準可以參照，更增進了政治在理念層面的不定性及危險性；與之相應，政治所延伸出的「權力」則是非常強大的物質力，幾乎可說是無人能擋的魔鬼。權力比先前所說為了存活所作的犧牲還要強大許多，因為權力可以「主宰許多人的存活」，權力為何使人腐化？當針對某些族群，領導者擁有絕對的權力時，他會忘卻自己生命的本質也只是人類，而非全知全能的神祇，這種權力所帶來的無上感，腐蝕了理想的靈魂、偏移了他判斷的理智和冷靜，而後做出扭曲的決定。
權力鬥爭使人忘我、沈醉，讓應該對虛榮保持距離感的政治家被吞噬，反而對人民產生距離感。
如同偉大天使墮入地獄，政治家最初的志願是神聖偉大的，為了帶領追隨者們前往更好的未來而投身奮鬥，而這樣偉大的人因為從事政治而被權力腐化、收編、吞噬，是特別令人嗟嘆的結果，而從事政治所遭受的挫折感也非普通個人行為所能比擬的，因為要面對的是整個體制、共同體的壓力，其最糟的狀況之一，便是追隨者懷疑領袖的決定，這是對政治家最大的背叛（也是民主所能產生最大的陷阱）。
因此，我認為政治之所以特別具有悲劇性特質，其因有二，主要都來自共同體的性質：
真正的政治家必須信奉價值，但是實現價值需要權力運行，官僚體制本身設計用來貫徹政治家的意志，所以是臺完全冰冷的機器，而政治家就好像舉著火把闖入冰庫的人，必須一邊保護火把，一邊在冰庫裡待著。
政治權力在共同體的加持下，變得極為現實（務實），公益在各族群的剪裁瓜分下，最終變得極為狹小，而官僚機關為了閃避逾越「公益」所引起的批評，便躲於規定後，對於真實漠不關心。
可以說，依照權力特性所打造出來的這個系統，本身與價值就沒有相容性可言，它是為自己的存在而運轉，不是為了實現偉大的政治理念。這其實有點像學術作為一項志業所提到的「生產工具的剝離」。個人也許能將興趣和工作結合（雖然往往不如預期的結合），但在政治上，價值及其實現工具，似乎註定背道而馳。
共同體另外一個悲劇性的特質，就是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存在著一條無法跨越的理解鴻溝。個人行為所要克服的，只是精神和肉體上的和諧，但政治所要面對的，則是「一對多」的理念傳導，兩人之間要完全正確理解對方意思已是艱難，更何況要讓數千百萬的群眾，去真正理解領導的想法，不同理解產生分歧、分歧導致分裂，政治失去力量。
對於這個狀況，古今以來的政治理論家（或政治家）所提出的方法便是：放棄一切思考，交由領導，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這共同體本質所造成的崩壞，但韋伯在文章中也說了，如果只有領導，那麼追隨者等同於失去靈魂，只有領袖保有靈魂的這點，喪失了對於人性不完美的制衡，終究是不可行的。這個兩難的命題使得悲劇性永遠無法從政治本質中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