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心，雙面刃
政一B 02114218 蔡宇峰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早安。
我們都明白，臺灣從過去到現在，對於國家的定位一直以來都不是很明確。尤其是到了最近，教育日漸往「去國家化」的方向前進，教科書中不再那樣地強調我國自主的地位，反而漸漸地用一個行省、城市的視野看待這個社會。我們不再探尋我們形成國家所要追求的終極價值，以及最適合我們的生活方式為何，而只著重於行政方面的事宜。這就像政治缺少了政，而只剩下治理；又像法律缺少了總則，而只有細則。
倘若我們想要解決一項問題，只知道現況而不知道緣由，就可能像是抱薪救火，使火勢越來越旺。因此我希望藉由對國家及愛國心的探討，使我們對既存的社會問題能夠對症下藥，藥到「病」除，而不是藥到「命」除。
在霍布斯的鉅著《利維坦》中，他提到國家乃為人們的相互信任，聚合而成的集合體；而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他深信一個理想的社會，乃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但又我們該怎麼樣才能夠和他人建立契約關係呢？首先，我們必須對他人擁有信任感。在建國之初，或者是國家動亂的時候，這股信任感可以藉由標籤出「共同的敵人」達成，如同中華民國之於清朝；又如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之於英國；以及過去英法百年戰爭時的英法兩國。而當這股信任感的對象為國家的時候，便轉化成了愛國心。
但是在國家運作穩固的時期，這樣的信任感又來自於何處呢？我認為它與國家帶給人民的「希望感」息息相關。當一個國家能夠賦予人民對未來抱有期待的想法（也許是經濟的成長、民生物資的豐饒，又或者是精神生活上的自由……等等），便能夠使人民更加地效忠於所屬的國家。
也許這樣對於「希望感」的描述略顯抽象而籠統，故以下我就以一個生活上的實際例子檢視它：
身為東吳大學的一份子，或多或少都有搭乘校車的經驗。但是在上下課的尖峰時段，隊伍往往大排長龍，有時甚至看不到盡頭。而在這時，我們往往會陷入一個兩難的窘境──究竟我們應該要待在原地繼續等校車，還是走出校外搭一般公車，又或者是乾脆直接播電話叫計程車？
倘若在這時，警衛向正猶豫不決的同學們說明，下一班校車不久後便會抵達，而不久後校車也的確出現在眼前，那我們便會愉快的維持原本的決定，也就是搭校車回家。
在以上這個例子中，校車就好比當今的國家；而校外公車代表其他國家；計程車則是重新建立一個國家。
當原有的國家無法帶給人民希望，甚至令人民遲疑會不會有未來（也就是還有沒有車能搭）的時候，也許人們仍然會堅守僅存的一絲國家認同感，又或者是他們正好為現存國家的既得利益者（就像例子中排隊排在比較前面的人），而繼續對國家效忠。但大多數的人（也就是排在隊伍中間及後段的人們）恐怕會選擇出走，又或者是更極端地直接重建一個國家，儘管這個方法可能比較消耗資源。而倘若在這時，國家能夠賦予人民一個對未來將會有所轉機的期待（就像例子中警衛告訴同學校車不久後就會抵達），並真的將它付諸實現，就能夠鞏固民心，以及國家的正當性。換句話來說，所謂的「希望」也就是來自於往好的方向的「變動」。
然而，力量如同科技，原先並沒有善惡好壞之分，端看使用者如何運用這力量或是科技。而希望感所帶來的力量也是如此，能夠帶來幸福，也能夠帶來毀滅。
在極權政體中，如同過去威權時代的臺灣，或是不久前的中國，以及現今的北韓等，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家之中，由於統治者為了強化人民對其政權及國家的效忠，也就是信任感，故多半會在賦予人民希望感這項事情下許多功夫。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型塑出一個強而有力、精明能幹的統治者形象，同時控制言論思想等自由，壓制不同的聲音，以使人民由信任激化成對領導者的信仰，猶如神一般的膜拜，深信領導者做的每一步決定。這類的現象可以在中國過去毛澤東時期，幾乎人手一本《毛語錄》中，以及不久前北韓上任總統去世的時候，舉國哀悼、泣不成聲的情況中看出端倪。
對於穩固統治及齊心發展國力上，也許這樣獨裁的作法的確具有立竿見影的功效，就像過去納粹德國得以用「閃電戰術」襲捲歐洲大陸一樣。但是，它卻過於仰賴統治者的賢明程度，也就是所謂的「人治」而非「法治」，又因為容不下異音，所以一但走偏，很可能招致自我毀滅，如同最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又像中國明朝時期，特務機關東廠橫行霸道，而使社會蒙上一層陰霾，最後崩解掉整個國家。
在民主政體之中，儘管聲音比起極權政體較為多元，但它卻也形成一個問題──在絕大多數的人握有的資訊不對等，甚至毫無了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該相信哪個政黨帶給我們的希望？就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時候，政黨為了加緊腳步獲得人民的信任以獲得執政的權力，往往容易急就章地開出空頭支票，甚至宣稱自己的政黨才代表人民及人民的利益，而妖魔化對手政黨。於是人民便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憑藉著熱情擁戴各自的政黨，而在同一個國家內形成多個一言堂，彼此之間難以交流，最終導致相互的杯葛而造成行政效率的怠惰。
相信上述民主政體在使用愛國心方面遭遇到的困境，對於生活在臺灣的我們並不算陌生，甚至可以說是十分熟悉，因為這的確是我們臺灣目前佇足不前的最大原因──我們並沒有一個能夠共同信賴的執政團隊。舉凡從市長、縣長、行政院長甚至到總統，對於他們個人以及他們推行的政策，我們皆充滿了種種不信任，而這不信任的關鍵在於他們無法提供我們對未來的期待，也就是希望感。但又因為人民的不信任，導致執政者在執行政策的時候容易遭到杯葛，輕則行政效率怠惰；重則被迫停止執行。而這樣的情況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更糟糕的是，它是一種環境的氛圍，難以察覺，更難以解決。失去希望感及愛國心，恐怕會使有心要做事的人，淪落到與世浮沉，更可能最後將導致我們失去這個充滿回憶，以及熟悉的生活方式的國家。
我在全篇中一再強調，信任感，也就是愛國心，來自於希望感的驅使。所以假如臺灣希望突破現在遭逢到的重大困境，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從希望感下手。而這樣的希望感來自於國家的賦予，也正是臺灣自過去到現在，歷屆民選總統亟欲透過「總統就職演說」以達成的目標。
但又國家組成的四大要素中除了主權、政府、領土以外，還有人民。也就是說，也許未來解套的方法，並不一定要執著於冀望政府能夠帶給人民希望感，而在於公民力量的覺醒。
就像過去印度的甘地，儘管他和我們一般，同為一介毫無權力的平民，但在他「印度，不可能有救」及其他種種的演說內容中，我們不難發現他較政府更能夠賦予人民希望感，最終串聯起了人心、發揮出莫大的力量。而這股力量的精髓，在於他能夠確切的明白人民及國家所需。也就是說，只有在我們真正了解究竟我們想要追求的事物，將描繪出怎樣的未來的藍圖，才能夠為國家注入一盆活水。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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