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演說 02114253

1. 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我認為，台灣人是健忘的，不管是在甚麼事情上都是一樣的。但是要做出會讓同胞永銘在心的善行，我認為，在台灣是十分容易的。這裡的健忘，我是指容易過一陣子就忘記了，但新聞或朋友聊天又或夜深人靜時可能突然又想起來。再來，要世代傳頌是有極大困難的；因為除非被寫進歷史教科書，或則被神化了，否則可能過一兩代，就會漸漸失傳或者說被遺忘了。

首先，有良好德行有慈悲為懷的心，默默發揮己身力量使社會更好，儘管力量可能有限。菜販陳樹菊便是一例，前面已經有同學闡述過，我就不加詳述了。

第二，能夠大膽跳出來，解決台灣人民所面臨到的問題的人，這種問題像是年輕人低薪、房價、國族認同等；如果肯跳出來，幫助同胞解決同胞自己一個人或是一小群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我認為，他的行為就會被當代的同胞永銘在心。

2. 無興趣、無能力、無場所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即使擁有公民身份，幾等於政治上不存在之人？逃逸或被排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何需擁有公民身份？

我認為是不存在的。身為一國之公民，只顧著賺錢，或者只關心自己的事，卻對國家事務毫不關心的人，完全不存在於政治上。在這種對公共事務毫不關心的人身上，我們難以找到他對國家的認同但卻非常容易找到對金錢的貪婪慾望。對他們來說，有甚麼國籍並不重要，有什麼體制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能賺更多的錢，是否能追求小確幸。

  對政治冷感這種情形在21世紀普遍明顯，我相信在台灣尤為如此。會造成這樣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政客為了權力而在選舉時大開空頭支票，在當選後卻鮮少兌現；此外，人民一次又一次被政府欺騙、對政府及其效能失望等，造就了今天這樣對政治冷感的台灣。

至於逃逸及被排拒兩者。我認為有討論的空間。因為都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逃逸或被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有可能以前曾經極熱衷於公共議題，但之後可能受到了政治迫害而使得他無法再接受到公共議題。像前述這類的人，擁有公民身分是合情合理的。

關鍵字: 健忘、慈悲、解決問題、公民身分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99114174）

1. 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2. 無興趣、無能力、無場所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即使擁有公民身份，幾等於政治上不存在之人？逃逸或被排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何需擁有公民身份？

我認為在台灣或者全世界沒有什麼善行可以讓同胞世代傳頌的

（1）人們的意見是多元而分歧的

人民在社會上位於不同的位階，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往往會爭奪社會上有限的資源，做成階級和階級之間互相對立。所以，沒有一個事件可以被所有人認為全然是好的，值得被歌頌的。

就好像當時，共產黨取代國民政府無疑對那些「無產階級」來說絕對是天大的好消息，而對一些小有身家的人來說逃到國外才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一件事並沒有全然的好與壞，在人們來說好與壞的差別就只是你所做的事有無為他們取得好處而己，而在這個多元的社會，提出任何主張都不全然可以在多數人眼中作為善舉，即使最後流傳後世，大多也會抱有好壞參半的保留心態。

（2）時間能夠有效地淡忘一切

世界上所有經過革命而生的政權，在最初的革命當中都會將自已神聖化的，而人民會把他們的所作所為和某種情感掛勾，並擁護他們建立新的秩序。

但當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政權不再有英雄式的崇拜統治、漸漸回到機制化的官僚模式，所有的儀式都失去其激勵人心的效果，只留下象徵式作用，這個政權就會淪為和他們要消滅的舊有政權一樣，無本質上的差別，而且那些在史上有留名行善者，對於後世的大部分人來說都是不重要的，只有小部份有強烈興趣的人，會對行善者抱有認同心理。

2.：

當你擁有一項能力／一種東西，但卻從來不使用就等於不曾擁有。這種主動放棄等於失去權力的看法是無需懷疑的，但如果在情勢環境所逼之下被動放棄權力呢？

我認為政治是屬於少數人的事情，無論你所身處何種政治型態之下：君主、貴族、極權、代議民主。你都會發現政治只屬於某些特定的群眾，我認為這裡所指的公共議論是指參與政治，由於古希臘城邦實行直接民主，所以人們如果對議題擁有特定的看法，即可用公共演說的方式去講述利弊，從而影響旁人而改變政最終策決定。但在現今代議民主的制度下，我們選擇的是人而不是政策，我們能否保證我們選出的候選人一定會依照我們的心意去制定和執行政策？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會發現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無能力之人，而不能參與政治。

那麼公民的身份又帶何意義？我認為公民身份也只保有証明政府統治擁有正當性的意義。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02114257）

1. 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 我一直認為，漢民族最看重的價值就是「和諧」，也因為這點，我覺得在此前提下不會有什麼讓同胞永銘在心的善行，也就是說，台灣人喜歡沒有爭議的東西，例如道德高尚而沒有太大政治貢獻的那些人。
• 使人永銘在心應具有「偉大」的特質，可能來源有二：「犧牲」。陳樹菊、鄭南榕都有不同程度的犧牲，只要犧牲的目標是公認良善的，通常可以被認定為偉大的。第二是「解決矛盾」，勇於去面對、解決一種巨大的矛盾命題，並成功者，也能被認為是偉大的，雖然他們自身並不比其他人犧牲更多，但是人們會欽佩、感念於他的貢獻，如林肯一類。
• 那麼究竟有什麼善行可以讓同胞世代傳頌，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想像力貧乏的我現在難以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我不認為只是犧牲（內在矛盾）就能使人們世代傳頌，必然是要面對外在的矛盾，給出答案，這類的人才真正會被傳唱下去。對我而言，「台灣人」一直是個模糊的概念，更別提台灣人的國民性情，除了「熱情」之外，似乎沒什麼特別顯著的特質，但是繼續去尋找這個答案，對於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因為那正是真正讓我們獨立於他國的界線。

2. 無興趣、無能力、無場所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即使擁有公民身份，幾等於政治上不存在之人？逃逸或被排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何需擁有公民身份？

• 我也認為不需要擁有，不過後兩者，一個難以評測、另一個可待解決，甚至「無興趣」也可以想辦法讓他們產生興趣。因為我們相信著人是獨特的、並且肯定未來的不可預測性，「多元」對於當代來說可能是個值得重視的議題，我們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由什麼人，會提出一個改變世界的想法，公民之於國家也是，如果有人說自己對於政治的看法是最好的，那麼似乎過於狂妄了。
• 「多少」是個核心的問題，讓多少人表達公共事務的意見才足夠？不能多到淹沒少數的聲音，卻也不能少到缺乏多元性。問題可能在於如何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議論平台，且這個平台是真正有效影響決策的。沒興趣就試著激發、沒能力就試著培養、沒場所就試著開發，一個自稱民主自由的社會，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其實與專制無異，「公民身份」是一種保障，而不是一種篩選的記號。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

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

●您認為，在台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1. 綜觀歷史，自郭懷一抗荷事件、莫那魯道抗日事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和孫中山革命推翻滿清等事件而論，不難看出對於台灣人來說能作為世代傳誦的「偉人」為何種性質所組成，一個帶有抵抗當時權力的勇氣與執行力的領袖，外加引起多人支持參與而擴大的行動，此兩元素為將事件領袖推為崇高地位。的確，這些事件的發生性質皆為追求人民在統治下擁有更多的自主權，但相對於目的作為足以世代傳頌的理由，或許還稍嫌牽強，就以前總統李登輝實行總統民選之事而論，其至今的功過是否足以歸類為偉人，實為難以定奪，因此，我認為抵抗當局權力及在群眾力量下所產生的領袖，常為台灣人心中對於偉人的定義。
2. 然而，對於以單單上述兩要素作為評斷標準，我個人覺得過於表面。就以鄭氏政權下所爆發的大肚社之役為例，鄭成功為了寓兵於農，實施屯田制，任部眾任意占田，更對平埔族課以重稅，最終爆發大肚社之役，如此我們是否能將鄭成功論為偉人呢？而日治時期，後藤新平在台期間，改善台灣衛生，促進台灣自主經濟，難道他在台的功比不上鄭成功嗎(既使他是日本人)？足以讓同胞永銘在心的善行，就一個由領袖所指導對抗當權的大規模行動而論，太過使一個人地位處於模糊地帶，若以後續效應及遠程發展作為是否能於歷史上留名的標準的話，或許有些我們自認心中的英雄都會不禁讓人心生疑竇。

伯里克利 葬禮演說

1.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台灣－最虛偽的善行

伯里克利之葬禮演說，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思想與主流價值。巧妙的政治思想者往往透過演說，影響群眾的心靈。伯里克利以演說撫慰戰後的死者的家屬，藉由歌頌輝煌歷史、宣揚民主制度，使一切的犧牲奉獻合理化、高尚化，更使掌權者的決策正當化。這其中的演說詞有多少是真話，又有多少是假的呢？這場戰爭會開始也是因為雅典先向外侵略不是嗎？雅典先干涉歌林斯，與斯巴達起了衝突。陣亡將士們不是真的因為國家利益而死，事實上只是為了伯里克利向外擴展影響力而帶來的惡果而死，而雅典根本就不足以跟斯巴達這樣的國家，還有他們的盟邦打持久戰，戰敗的可能性一開始就很高。雅典也知道干涉會帶來戰爭也知道戰爭會帶來的結果，最終的戰敗並不是不可預期的。若一切真是如此，那此篇葬禮演說之目的，不就是一群人坐在一起，相互取暖，相互慰藉，彼此找了最正當的理由說服自己此次行動之目的嗎？演說者不正是要替群眾找到那最能安慰自己的話嗎？蘇格拉底曾說「這就是這些聰明人的美妙之處，他們用華美的言語偷走了我們的靈魂」。

在台灣，我以為上述「以巧妙的言語，正當化、撫慰或激勵群眾，使群眾有一個高尚的目標與方向」為最大的善行，才能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當然，這是最虛偽的善行。但正因為它虛偽，虛偽到深入人心，才能使健忘的台灣民眾永銘在心。這並不可恥，事實上從古至今掌權者為了國家之穩定、民眾之信服，無不採取如此手段。洛克以「人生而平等」、「貴族與奴隸是平等的，只是任務不同」等美妙的話語，合理化掌權者不平等的統治。歷史驗證，人天生不可能平等，貴族與奴隸的平等更是天方夜譚。在台灣，不也是相同的現象嗎？具有影響力者，藉著某個議題，抨擊掌權者，打著為民主奮鬥的口號，集結了群眾。這似乎已經成了慣例，而群眾的支持，更使行動正當化，為現在人民口中「民主的勇士」。現況的觀察，這正是台灣人民目前所追求的善行。又或者更準確地來說，台灣人民是無意識地正在追求虛偽的善行，逐漸失去自己原先的靈魂。或許，我們必須承認，政治思想為謊言是應有的常態，而我們的靈魂被政治思想者所操控並不可恥。我必須澄清這並不是在抨擊此行為，既然我將其定義為善行，必定帶來某些高尚的價值。例如，社會的穩定、人民心中的安定。無疑地，我們需要這樣的善行背後所帶來的價值。只是我不會稱他為純粹的善行，是一種有目的、虛偽的善行。在這種善行普遍壟罩於台灣社會的氛圍下，我們將選擇的何種態度？我們要選擇快樂地活在謊言之中，又或者選擇痛苦地活在真實之中呢？

 關鍵詞: 正當化、虛偽的善性

2.無興趣、無能力、無場所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即使擁有公民身份，幾等於政治上不存在之人？逃逸或被排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何需擁有公民身份？

我以為無興趣、無能力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在政治領域上為不存在之人。若一人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不願對政治事務產生影響力，那麼只能稱他們為國家人民，被統治的人民。我以為這樣的人，根本不應有公民身分。若公民身分即代表投票權、政治影響力，那麼完全不關心政治，對公共事務毫無概念之人根本不應有如此的權利。若有了，即有可能做出錯誤或盲目的抉擇。若對於公共事務關心者與不關心者擁有平等的投票權，在量上有相同的影響力，實為不平等。我以為公民身分必須是通過一種測驗或考試，確保擁有公民身分者有一定的政治素養。公民身分應被視為一種高尚且得來不易的身份。既然在政治上被視為不存在之人，又哪裡有其資格擁有公民身分呢？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02114233）

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在台灣作為一個公民若要作出善行使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我想並不困難，但也並非如此容易。做出善行使人民銘記在心、傳頌並不困難，但若要永銘在心、世代傳頌便不如此容易了，因為台灣人容易理盲濫情、三人成虎：輿論如何自己的意見便是如何，因此假設某人若經由各式各樣之社群網站、新聞媒體傳播之後使善行廣為人知，成千上萬的台灣人便會稱讚某人慷慨無私的行為，然而一段時間之後仍然記著這件事情的人極少，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逐漸淡忘，要永遠被記著便不容易了。
然而卻有一些行為即使不能被全部的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卻可以被部份的人傳頌。

以鄭南榕為例，即使這段歷史在國高中課本隻字未提（我也是在高三那年才知道這位人士），然而他卻是台灣民主化歷程中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爭取百分之百的自由」是他的口號，批評中國國民黨、情治單位、蔣氏家族更是當時大多數台灣人不敢觸碰的敏感議題。然而他不但促成了言論自由的開放，更是台灣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功臣。

即便鄭先生是至今執政黨仍然不敢面對的一段歷史，但是不可能被掩蓋、更不可能被遺忘，沒有他便沒有今天（雖然在二次政黨輪替後逐漸被限縮中）的言論自由，這是身為台灣人必須永銘在心、世代傳頌的。

因此若在台灣什麼樣的善行會被世代傳頌？我想，無私的為大眾追求他們不知道屬於自己的權利的人是該被傳頌的。

無興趣、無能力、無場所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即使擁有公民身份，幾等於政治上不存在之人？逃逸或被排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何需擁有公民身份？

對公共議題無興趣、冷感、無能的人，與其說它是公民，不如說他在群體社會中是無行為能力人。在一個每個人的意見都能被聽見為前提的社會中，若對公共議題採取人云亦云、關我屁事的態度的人，他對這個社會除了賦稅徭役外是毫無貢獻的，因此即使他擁有公民身份，但他仍為不存在的幽靈人口。
但這是以「身在一個每個人的意見都能被聽見為前提的社會中」為前提時才成立的，若在一個近乎失靈的政治系統國家，那我想再多的參與都是徒勞無功的，若不能兼善天下，也沒有其他選擇—你只能獨善其身。

雖然他們在社會上屬無行為能力人，但是他仍有納稅役（即使多數人用盡辦法避稅、申請替代役），因此雖然在政治、公共議題上沒有行為能力，但他仍是這個社會中的一部分，因此若因為「不參與公眾事務」便剝奪他人公民權，這和法西斯是極為類似的—一致、且純淨。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 (00114284)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

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喪禮演說》：「他們這些人中間，沒有人因為想繼續享受他們的財富而變為懦夫，也沒有人逃避這個危難的日子，以圖偷生脫離窮困而獲得富裕。他們所需要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要挫敗敵人的驕氣。在他們看來，這是最光榮的冒險。他們擔當了這個冒險，願意擊潰敵人，而放棄了其他一切。至於成敗，他們讓它留在不可預測的希望女神手中。當他們真的面臨戰鬥的時候，他們信賴自己。在戰鬥中，他們認為保持自己的崗位而戰死比屈服而逃生更為光榮。所以他們沒有受到別人的責難，而是以自己的血肉之驅抵擋了敵人的衝鋒。頃刻間，在他們生命的頂點，也是光榮的頂點，而又是恐懼的頂點，他們就離開我們而長逝了。     他們的行為是這樣的勇敢，這些人無愧於他們的城邦。」

　　身在台灣，作為公民，什麼樣的善行可以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在我個人眼中是＂提升整體公民水準＂。

　　若台灣要往民主發展，在我眼中最重要最理想的是提升整體公民的水準。這樣的水準提升，指的是道德良知、風俗文化、專業知識等全方面的提升。

　　以台灣政策與民意的一致性為舉例，根據研究指出：陳水扁擔任台灣總統期間的政策與民意的一致性僅約30%，而馬英九總統於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的政策與民意一致性卻高達70%上下，而兩位總統皆順利連任。從中可推測人民的投票行為無法反映出人民是否滿意政府的執政。亦從投票行為的課程中發現，多數人民的投票行為最終還是取決於意識形態。這樣的人民是愚民嗎？還是這是普遍現象？

　　所以我認為，提升整體公民水準是偉大的，若有一個人，擁有如同《葬禮演說》中所提及的特質，因熱愛這土地，勇於承擔一切為整體公民的水準提升而努力，實踐它。並且擁有以上引用的段落中所形容，不因個人利益而成為懦夫、於困境中信賴自己、並追求光榮的頂點，那這樣的人物是值得永世傳頌的。

無興趣、無能力、無場所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即使擁有公民身份，幾等於政治上不存在之人？逃逸或被排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何需擁有公民身份？

　　

根據《喪禮演說》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就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

　　我認為這樣的人在政治上仍是存在的，只要具有一國國籍，並根據該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人就是公民。而只要是公民，公共政策的制定仍會算他一票！如各項義務，是否當兵、納稅等，只要有一絲影響，增加一絲國家GPA、為公民提供一絲服務等，仍算存在於政治上。

　　只要具有一國國籍，並根據該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人就是公民。當兵、納稅等，他還是全體國民母體中的一分子，他若處於我國同時符合條件，我們亦無可剝奪他的公民身分，他也許要這樣的公民身分而生活。


關鍵字：公民、光榮、勇氣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之回答 (02114218)

伯里克利《葬禮演說》提問

1. 請根據伯里克利《葬禮演說》，討論以下問題：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一個國家的人民所重視的價值，往往來自於過往歷史記憶性的教訓與傳承。由於在臺灣人的歷史記憶當中，絕大多數的時間，臺灣人都是處在一個受統治的位階上（也就是臺灣人基本上都得不到統治權，甚至連自治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此臺灣人對於領導階層具有相當性的敵意，認為在位者大多官商勾結、魚肉百姓，此認知至今尚未弭平。

正因為臺灣人於過去歷史中時常與上位者處於對立的關係，所以臺灣人十分崇拜和尊敬願意挺身而出、為民聲張正義、要求權利之人。舉凡林爽文、鄭成功（抗荷），余清芳、蔣渭水、林獻堂（抗日），孫中山（抗清）……等等，皆為率領民眾推翻亦或要求壓迫人民之政權，釋出較多權力與權利予人民者。其中，又以能夠作出不在乎自身利益和後果，只求為人民請命之人最受敬佩；而以賣主求榮、與敵媾合或是臨陣脫逃而背叛或失信於擁護他的人民的人，最受民眾唾棄。

又因為臺灣人受中華文化影響頗深，認為人在處理公眾事物上，應有其次序（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除了重視公眾人物的能力外，同樣也重視其私德，而這點便與西方歐美政治文化有所不同。

綜合以上種種理由，我認為臺灣人重視的精神價值為：自由、正義、忠誠。所以，倘若要流芳百世，應該要能夠大公無私的為民請命（尤其是弱勢族群），且要說到做到、貫徹始終，絕對不可背棄人民，讓同胞能夠自由的選擇未來發展的道路。

2. 無興趣、無能力、無場所發表公共議論之人，即使擁有公民身份，幾等於政治上不存在之人？逃逸或被排拒於政治之外的公民，何需擁有公民身份？

我認為一個對公眾事務毫無熱忱、沒有能力也沒有機會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之人，在政治上，即便他擁有公民身份，他仍然的確等於一個不存在的人，更精確的來說，他僅有一個數字意義上的量，而並沒有質的存在。因為他對政治毫無熱忱，也無機會發表意見，故他難以成為發號施令者，充其量只能作為一個跟班。也因為他對政治毫無能力，因此作為一個選邊站的跟班，他所做的抉擇的重要性也不大，因為他本身就對他所做的抉擇不甚清楚，甚至毫無概念而單憑直覺，或是易受人鼓動。故他於政治上只能成一個計量上的數字，而無法成為有意義的質。

逃逸或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公民，而需擁有公民身份的原因在於，之所以他會被排除在外，甚至需要做出逃逸這項行為，很有可能是因為他的意見和主流價值，亦或是掌權者相衝突。而和主流價值，或是掌權者相衝突的意見，並不代表其就是毫無價值、就是錯的。這類的聲音反而往往能夠呈現出底層人民的心聲，如同警鐘般，時時刻刻提醒著上位者該如何掌舵，方可航行於正道中而遠離迷航的危險。

關鍵字：歷史、自由、正義、忠誠、質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