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演說修改講稿(00114284)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東吳大學政治系三年級的黃筱晴。

1. 韋伯在學術作為一項志業的演講開場說了一句話：「實際問的是：一個決心取在學院裡從事學術工作為職業的研究生，居於怎樣的處境？」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現在在台灣就讀大學的學生，居於怎樣的處境？特別想跟大家聊的是，台灣大學學費的狀況。
2. 過去我對學費沒特別感覺，直到我同學去年發生一場車禍。我從大二認識他就知道他非常忙碌，每天都在接家教，有三位學生，平常也在校內工讀，我一直以為他只是很積極，大概是想累積第一桶金，直到那次他出車禍，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很累，原來他有辦理助學貸款，他跟兩個姊姊三個人都是辦就學貸款念大學的，錢追著他們跑，他不得不兼差。那一次，他非常沮喪地躺在病床上對我說：大學生活幾乎都被打工賺錢佔據， 現在，他的工作怎麼辦？生活怎麼辦？他的就學貸款怎麼辦...？
3. 那次讓我印象深刻，原來學費多寡可以對人產生那麼大的影響，甚至操作一個人的生活型態。
4. 同時，大學學這個費議題在台灣也已經爭論多年，也與在座身為學生的我們有著重大關係，所以我將針對大學學費，提出各方看法，最後提出我的個人的論點。
5. 首先，對學校的經營者而言，不論公立私立，都認為學費無法反應成本，甚至連達成「使用者付費」都有問題。舉例而言，台大教務長表示：就連拿最多政府補助的台大，資金缺口都達2億元，如果學費不漲，必定影響教學品質。就是因為低廉的學費，所以台灣無論是軟硬體設備或是教學資源相較國外都略遜一籌。
6. 政府的立場是什麼？年初馬英九總統談學費調整提到：「就像油價一樣，漲久了民眾就習慣 。知道週一要漲價，就趕快加油，若是要降，就慢點去加。這就是市場化。」他表示，希望學雜費未來也可走類似機制「希望教育部與大學想出一個計算方式，再努力取得立院諒解，這是最穩當的方式。」教育部長蔣偉寧：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各大學立場實在為難，為避免每年漲學費拔河戰，學費未來將調整為常態化，過程透明化。他相信，學校必須有足夠的經費費才能維持良好的教學品質。
7. 對於反對者呢？
8. 台灣公立大學一年學費約五萬、私立約十萬，美國公立大學一年約台幣十五萬，而哈佛這種名校，一年約是台幣九十萬，看起來，台灣學費確實相對低廉。然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台灣民眾平均每戶可以支配的所得約８６萬，如果家中有兩個孩子就讀私立大學，學費就占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四分之一，而對後20%的低收入的家庭，平均家庭可以支配所得只有２８萬元；如果這些家庭有一個孩子就讀私立大學，學費就是家庭可以支配所得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兩個，更高達三分之二，對這類的家庭而言，大學學費遠超過可以擔負的額度，當然是高學費政策。
9. 根據研究指出，每年台清交大新生，至少五成以上都來自建中、北一女等都會區明星學校。這些學生家境優渥，社經地位高，進入一流學府後又能獲得政府大量資源。反倒是家境清寒的學生，擠不進台清交，只能讀私校、辦就學貸款。如果教育部真讓學費調漲，將會使教育變成一種商品、一種交易，窮人將更難藉由教育翻身，後果就是逐漸停滯的階級流動，與更加擴大的兩極化。
10. 另外，高學費下的教學品質是什麼？是否真的更加的專業？教育部說調漲學費是保障教學品質的手段，但實際上，學費調漲的同時，學生的就學品質卻日漸下降。以每位學生所能享受的教育經費為例，民國85年時，每位學生可享的經費約仍有21萬，到92年就已經下滑到15萬，明顯的，付出更高額的學費，卻不見教育品質的提升。跟國外比較，以哈佛為例，學生可享受到的教育經費是學費的4.5倍，而台灣，卻只有0.6倍。
11. 最後，關於負債問題，以韋伯在學術作為一項志業的演講當中亦提出的內容做為譬喻：「事實上，一個身無恆產的年輕學者，要面對學院生涯的這種現實，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至少幾年之內，時間長短不定，他必須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在這同時，他對自己將來是否能夠得到一個職位，使生活過得比較像樣，卻毫無把握。相反的，在官僚制度已經建立的美國，年輕人一踏進學術圈，就開始有薪水可領。」拿此譬喻跟台灣現狀相比，台灣大學生起薪平均約22K，美國起薪卻是111K，似乎有著異曲通工之妙。台灣面臨的現況是，學貸學生在畢業後須承擔的大約四十到五十萬的負債，而 22K真得有辦法應付基本開銷跟償還學貸嗎？
12. 既然我們面臨的困境是校方覺得錢不夠用，學生家長又覺得學費好貴，該怎麼辦？
13. 我認為，減少大專院校的數量是解決方法之一。1996-2014年18年間，台灣從67間學校增加至152間，共增加了92間大學。然而，教育經費卻沒有比例的增加，結果使每位學生單位的成本下降，高等教育的經費沒有比例的提升，結果各校，不論公立或私立學校，從政府所得的補助日益減少而對外界的募款又沒有突出成績的情況下，不得已只有從學生的學雜費調升著手。政府平均投注每位學生有二十萬五千元，現在不到十五萬。因此我認為，減少大專院校的數量是必要的手段，以譬喻而言，若教育部有一百億，分給一百間學校，跟分給十間學校，那差距是非常大的。
14. 韋伯曾說過：「大型醫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構，本是「國家資本主義型態」的企業；如果沒有龐大經費，這些機構即難以維持。」以現今教育機構取代韋伯說的研究機構，這些龐大經費哪裡來？大學原本應該是「最終知識的探討」，現在卻宛如「職業訓練所」。學生將技能帶入企業為公司賺取利潤，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卻將「職前訓練」的成本轉嫁給學校。因此教育的花費，企業也必須負擔責任。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向企業課徵更大的稅收，讓企業承擔更多繳稅責任，為社會盡一分心力，才有可能支持一個公共化的教育體制。
15. 最後，國家發展跟人才的培育息息相關，唯有投入更多教育資金，提升國人教育水準，才是根本解決之道：目前，每年國家財務的預算分配，國防是佔最大比例約16.4%，而教育約9.9%。然而，大學學術水準的提昇，最主要的是仰賴聘用好的師資、吸引優異的學生、與不斷更新的儀器、設備、課程內容。而教育經費更該補貼所有意願就讀學校的學生：包括各類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的學生等，一切都與經費與資源息息相關。因此我認為，提升國家教育經費的比例，是有效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法之一。
16. 最後，我想引用韋伯的話：「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化的時代，並且這種情形將永遠持續下去。」當世代邁向全球化，未來我們的生活接觸的對象將擴及全世界，人才的培育，絕對是國家勝負的關鍵，而我認為，政府更應該扮演重要推手，以切事的熱情來關心國家人才的培育，以責任感來為台灣目前學費現狀，建立好的措施，以最高格局的判斷力，為國家教育做精確的計畫。
17. 學費問題，不只影響現在身為學生的你我，更是影響我們未來無論是10年乃至100年我們所身處的環境，因此這個問題絕對值得大家的關注。

以上我的分享到此為止，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