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9日 星期四

期末演修改講稿 02114241

台灣沒有公民

1. 華盛頓被稱為"American Cincinnatus",美國的辛辛納圖斯。辛辛納圖斯是羅馬共和時期臨危授命的獨裁官,而獨裁官在羅馬共和的體制中,權力就如同世襲君主一般的大,他在任期屆滿後便辭職回鄉。美國人以此綽號稱呼華盛頓首要意涵表示他在任期屆滿後不再執政,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總統的職權,就如同獨裁官的權力一樣大呢?各位,歷史告訴我們,有效且成功的民主都是強人政治。
2. 在座的都是政治系的學生,那麼請允許我以統治者的角度來和大家討論台灣現況的問題。各位,解構容易結構難。我們學習政治思想,批判現況制度,但我們終究必須回歸現實,想出解決辦法。與其談論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創造的哲君有多麼美好,不如讓我們正視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問題。與其討論民主制度下的弊病,不如討論台灣現況應該適合甚麼樣的政治體制。我們花了許多時間探討好公民應該具備甚麼樣的條件。柏拉圖強調哲學思辨能力造就好公民,亞里斯多德強調財富對於好公民是必備條件。不管你認為的好公民需要甚麼樣的條件,請容許我大膽地說「台灣群眾是盲目的,我們完全高估了在法律上擁有公民資格之人的政治知識。」台灣不只沒有好公民,台灣沒有公民。
3. 以此次台北市長選舉為例,民調公司做了街頭民調,訪問民眾對於連勝文及柯文哲的偏好及看法。有一半的人清楚表明立場,另一半表示不關心政治,不關心選舉,甚至連候選人是誰都不太清楚。我們先假設清楚表明立場者為關心政治及願意參予公共事務者,然而,當我們細究他們所提出支持哪一方立場的原因時,不外乎是選舉人的曝光率、身材容貌、說話方式、年紀、片面化的標籤如無黨籍或貴公子等等。從他們被訪談的內容我們可以得知群眾對於統治是無知的。他們不在乎誰適合當「政治家」,不在乎統治的核心知識,卻只在乎誰的形象好。這難道是公民應該有的思維嗎?容許我再次斷言,人民對政治沒有判斷力。
4.   討論了公民個體,我們再進一步討論公共意識。民主下的私有制不只侷限於財產上的私有,更是權力的私有。每一個人只在乎自己眼前賺得到的財富,爭取得到的權力,台灣逐漸失去了真正關心公共事務及願意為國家奉獻的人。私有制導致台灣現況沒有了公共意識。或許現在看似街頭運動盛行,又有多少人是真正了解社會議題。這已經成了一種潮流,讓參與社會運動者覺得自身很跟得上流行。現況所謂關心社會議題的人們都只是關心表面的假象。首先,如同我上述對台灣公民的分析,人民沒有能力參予公共事務,更別提在民主私有制的潮流下,還會有人出面關心公共事務。事實擺在眼前,人們對於政治是冷漠的。
5.  威瑟爾曾在演說中提及冷漠的危險,他說:「冷漠是有吸引力可能不止於此,它根本就是充滿誘惑的」對於戰爭的冷漠,對於貧困的冷漠,
現今,則是對於政治的冷漠,對於公共生活的冷漠。毫無疑問,人們很難拒絕這種誘惑。然而,威瑟爾說希望是人類的本性。我並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因為希望並不是人本身能產生的,而是要外界的環境給予人們希望。人需要希望,因為希望是活下去的動力。政治家就是要扮演給予希望的角色。政府與體制就能給予人們希望感的存在。讓我們來做些改變吧
6. 改革有兩種方式。一種由下而上,培養人民的政治素養,提升公民素質進而推舉出最佳統治者。另一種則是由上而下,選出一位指標性人物來引領大家走向最佳生活,人民只要順從即可。依照現況情形來看,我以為後者是較具效率及可行性的方案。
7. 回到第一段所談及的強人政治,華盛頓、羅斯福、等總統都是民主國家的總統,但他們同時也是強人,靠著一己之力轉動國家機器推展有效的國家政策。他們在困頓之際,創造願景,創造國家藍圖,讓人民懷抱希望,鼓舞他們內心活下去的動力。他們集權力於一身,彷彿是獨裁者。我並不是要推從大獨裁者統治。原因其一、權力使人腐化,其二、就算民意是表面又虛假的,但有民意能使執政者更有正當性及權力,進一步,能夠使反抗其政策之聲音成為眾矢之的並使其鴉雀無聲。我想推崇有民意為基礎的強人政治,因為民意是執政的手段之一。既然民主制度的成功必須仰賴強人的統治,那就讓我們建構一個民主制度下的強人政治,選舉不過是一種形式,一種包裹著糖衣的制度,使人民誤以為自己有權利決定任何事情,但其實每個人仍只有一票,無法真正左右政策,只能跟從所謂的主流意見以及選擇少數幾位候選人,然而這少數候選人的素質並不一定總能滿足領導者應有素質之要求,導致民主國家的領導者普遍無法有效的進行治理,所以我們應先建構一種制度使選民的選擇限於那些真的能夠進行有效統治之領導人材。
8. 不論我們在尋找什麼樣的統治者,一切都是以教育為根本。我們應設立一所專門培育統治者的教育機構,而人民只能選擇從此機構培育出來的候選人選擇他們的領導人。進入此教育機構的學生將學習什麼是治理,什麼是民主,要以什麼樣的手段爭取好形象及選票,但又不全然相信民眾的意見。培育出來的候選人能清楚地區分統治者及被統治者理應扮演好的角色,不盲目信服於民意,畢竟民意已經沒有參考價值。候選人必須擁有極強的說服能力,以演說及自身形象使民眾信服於他的理念、願景及進而臣服於他的統治。我承認,要培育出這麼一位具有政治素養的優秀領導人非常困難,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是可行的,是能實現的。我們只是缺乏一個機構去發掘這些人。我們只是缺乏使這些人能夠發揮所長至極致的環境。
9. 即使再多偉人曾強調過不關心公共事務者,不具有當公民的資格,甚至不配當人。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普遍人民不關心公共事務。普遍群眾關心衣食溫飽,公共事務之於他彷彿是空談。我們不需要再對群眾的政治素養或公共意識抱有期待,因為那是不可能會發生的。蘇格拉底之死證明了這個願景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幻滅。兩千多年來,政治家無不以此為理想,但從未成功。讓我們殘酷地面對現實吧!專業的事情就交給專業的人做,統治這門專業也應如此!台灣沒有公民,因此權力絕對不是也不應握在公民手中,讓我們面對現實並心甘情願地交給專業的人統治,讓領導人給與你希望,讓國家給與你存在的價值吧!謝謝。

期末演講稿 修改(02114218)

愛國心,雙面刃

政一B 02114218 蔡宇峰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早安。
我們都明白,臺灣從過去到現在,對於國家的定位一直以來都不是很明確。尤其是到了最近,教育日漸往「去國家化」的方向前進,教科書中不再那樣地強調我國自主的地位,反而漸漸地用一個行省、城市的視野看待這個社會。我們不再探尋我們形成國家所要追求的終極價值,以及最適合我們的生活方式為何,而只著重於行政方面的事宜。這就像政治缺少了政,而只剩下治理;又像法律缺少了總則,而只有細則。
倘若我們想要解決一項問題,只知道現況而不知道緣由,就可能像是抱薪救火,使火勢越來越旺。因此我希望藉由對國家及愛國心的探討,使我們對既存的社會問題能夠對症下藥,藥到「病」除,而不是藥到「命」除。
在霍布斯的鉅著《利維坦》中,他提到國家乃為人們的相互信任,聚合而成的集合體;而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他深信一個理想的社會,乃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但又我們該怎麼樣才能夠和他人建立契約關係呢?首先,我們必須對他人擁有信任感。在建國之初,或者是國家動亂的時候,這股信任感可以藉由標籤出「共同的敵人」達成,如同中華民國之於清朝;又如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之於英國;以及過去英法百年戰爭時的英法兩國。而當這股信任感的對象為國家的時候,便轉化成了愛國心。
但是在國家運作穩固的時期,這樣的信任感又來自於何處呢?我認為它與國家帶給人民的「希望感」息息相關。當一個國家能夠賦予人民對未來抱有期待的想法(也許是經濟的成長、民生物資的豐饒,又或者是精神生活上的自由……等等),便能夠使人民更加地效忠於所屬的國家。
也許這樣對於「希望感」的描述略顯抽象而籠統,故以下我就以一個生活上的實際例子檢視它:
身為東吳大學的一份子,或多或少都有搭乘校車的經驗。但是在上下課的尖峰時段,隊伍往往大排長龍,有時甚至看不到盡頭。而在這時,我們往往會陷入一個兩難的窘境──究竟我們應該要待在原地繼續等校車,還是走出校外搭一般公車,又或者是乾脆直接播電話叫計程車?
倘若在這時,警衛向正猶豫不決的同學們說明,下一班校車不久後便會抵達,而不久後校車也的確出現在眼前,那我們便會愉快的維持原本的決定,也就是搭校車回家。
在以上這個例子中,校車就好比當今的國家;而校外公車代表其他國家;計程車則是重新建立一個國家。
當原有的國家無法帶給人民希望,甚至令人民遲疑會不會有未來(也就是還有沒有車能搭)的時候,也許人們仍然會堅守僅存的一絲國家認同感,又或者是他們正好為現存國家的既得利益者(就像例子中排隊排在比較前面的人),而繼續對國家效忠。但大多數的人(也就是排在隊伍中間及後段的人們)恐怕會選擇出走,又或者是更極端地直接重建一個國家,儘管這個方法可能比較消耗資源。而倘若在這時,國家能夠賦予人民一個對未來將會有所轉機的期待(就像例子中警衛告訴同學校車不久後就會抵達),並真的將它付諸實現,就能夠鞏固民心,以及國家的正當性。換句話來說,所謂的「希望」也就是來自於往好的方向的「變動」。
然而,力量如同科技,原先並沒有善惡好壞之分,端看使用者如何運用這力量或是科技。而希望感所帶來的力量也是如此,能夠帶來幸福,也能夠帶來毀滅。
在極權政體中,如同過去威權時代的臺灣,或是不久前的中國,以及現今的北韓等,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家之中,由於統治者為了強化人民對其政權及國家的效忠,也就是信任感,故多半會在賦予人民希望感這項事情下許多功夫。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過型塑出一個強而有力、精明能幹的統治者形象,同時控制言論思想等自由,壓制不同的聲音,以使人民由信任激化成對領導者的信仰,猶如神一般的膜拜,深信領導者做的每一步決定。這類的現象可以在中國過去毛澤東時期,幾乎人手一本《毛語錄》中,以及不久前北韓上任總統去世的時候,舉國哀悼、泣不成聲的情況中看出端倪。
對於穩固統治及齊心發展國力上,也許這樣獨裁的作法的確具有立竿見影的功效,就像過去納粹德國得以用「閃電戰術」襲捲歐洲大陸一樣。但是,它卻過於仰賴統治者的賢明程度,也就是所謂的「人治」而非「法治」,又因為容不下異音,所以一但走偏,很可能招致自我毀滅,如同最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又像中國明朝時期,特務機關東廠橫行霸道,而使社會蒙上一層陰霾,最後崩解掉整個國家。
在民主政體之中,儘管聲音比起極權政體較為多元,但它卻也形成一個問題──在絕大多數的人握有的資訊不對等,甚至毫無了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該相信哪個政黨帶給我們的希望?就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時候,政黨為了加緊腳步獲得人民的信任以獲得執政的權力,往往容易急就章地開出空頭支票,甚至宣稱自己的政黨才代表人民及人民的利益,而妖魔化對手政黨。於是人民便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憑藉著熱情擁戴各自的政黨,而在同一個國家內形成多個一言堂,彼此之間難以交流,最終導致相互的杯葛而造成行政效率的怠惰。
相信上述民主政體在使用愛國心方面遭遇到的困境,對於生活在臺灣的我們並不算陌生,甚至可以說是十分熟悉,因為這的確是我們臺灣目前佇足不前的最大原因──我們並沒有一個能夠共同信賴的執政團隊。舉凡從市長、縣長、行政院長甚至到總統,對於他們個人以及他們推行的政策,我們皆充滿了種種不信任,而這不信任的關鍵在於他們無法提供我們對未來的期待,也就是希望感。但又因為人民的不信任,導致執政者在執行政策的時候容易遭到杯葛,輕則行政效率怠惰;重則被迫停止執行。而這樣的情況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更糟糕的是,它是一種環境的氛圍,難以察覺,更難以解決。失去希望感及愛國心,恐怕會使有心要做事的人,淪落到與世浮沉,更可能最後將導致我們失去這個充滿回憶,以及熟悉的生活方式的國家。
我在全篇中一再強調,信任感,也就是愛國心,來自於希望感的驅使。所以假如臺灣希望突破現在遭逢到的重大困境,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從希望感下手。而這樣的希望感來自於國家的賦予,也正是臺灣自過去到現在,歷屆民選總統亟欲透過「總統就職演說」以達成的目標。
但又國家組成的四大要素中除了主權、政府、領土以外,還有人民。也就是說,也許未來解套的方法,並不一定要執著於冀望政府能夠帶給人民希望感,而在於公民力量的覺醒。
就像過去印度的甘地,儘管他和我們一般,同為一介毫無權力的平民,但在他「印度,不可能有救」及其他種種的演說內容中,我們不難發現他較政府更能夠賦予人民希望感,最終串聯起了人心、發揮出莫大的力量。而這股力量的精髓,在於他能夠確切的明白人民及國家所需。也就是說,只有在我們真正了解究竟我們想要追求的事物,將描繪出怎樣的未來的藍圖,才能夠為國家注入一盆活水。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期末演講稿 修改(02114232)

錯誤運用民主的事例

  1. 在現今社會中,民主對大多數的國家而言成了所謂的普世價值,視民主為正確、最好的政治制度,且能夠為社會帶來安定,但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普遍都知道良好的教育,還有與其應對的憲政體制與法規等,這些都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但具備了這些條件的國家也不一定能夠善用民主。以目前人民對於民主的認識往往是民意、人民作主以及多數決,但這樣的情形卻常常造成民主被濫用的結果,諸如許多社會運動無不以民主作為號召,而政治改革也同樣以此為口號,並將民主作為訴求,但這樣的行動為社會所帶來的並不是穩定和秩序,有時反而只會使國家更為動蕩不安,甚或造成反效果,使結果與目標背道而馳。這些均是錯誤運用民主所產生的後果,而接下來將以三個事例作為正、反例來加以說明。
  2. 首先,以泰國為例,其實這場政變的可以說是起因於上任總理塔克信,同時他也是盈拉的兄長。2006年,塔克信遭遇軍事政變;2008年,因貪瀆濫權的罪名被判刑,部份資產遭到扣押,被迫流亡海外。2013在盈拉當上總理後,其和執政黨積極推動特赦案,而目的就是要讓塔克信得以回到泰國,此舉因而引起在野黨的不滿,因此發動示威遊行。儘管最後撤回了特赦案,但面對群眾壓力,仍被迫於去年12月宣布解散國會、提前改選,但這樣的做法仍無法使民眾滿意,反對黨帶頭要求成立人民議會,而在這樣持續且擴大的示威遊行使泰國軍方宣布戒嚴,隨後即發生了軍事政變。在一連串的行動中,人民以民主作為訴求,而這些示威遊行為泰國帶來的卻是社會的混亂、政治的動蕩,最後甚至造成了如今軍方執政的局面。然而泰國的政變不僅只這一起,除此次政變外,泰國總共發生了十一次的政變,而這樣情形來自於農民與中產階級的對立,雙方皆堅持各自立場,無法調和與理解對方觀點,而又因今日之公民參與擴大,泰國人民無限制的示威遊行常使政府癱瘓,如此說明公民的不成熟將會使民主被錯誤運用進而使國家陷入不安,泰國即是一例。
  3. 接著以義大利增稅為例。歐債問題最早出現於2009年,希臘欠下鉅額公債、債信降級,因而不得不向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申請紓困。接著,2010年愛爾蘭與葡萄牙也發生同樣的問題;2011年則是義大利與西班牙出現類似的情形。當然,出現這樣的問題是許多國家內、外部的經濟問題所導致,而內部問題最為人所議論的便是沈重的社會福利以及政府為了討好選民而致使國家支出浮濫,因此為了解決此一經濟危機,義大利總理蒙提提出緊縮政策,欲利用增加收、調高退休年資以及退休年齡等撙節措施來挽救義大利的經濟,但這樣的政策引起人民的不滿,義大利工會揚言抗議、學生走上街頭、公務人員也陸續加入,如此的示威抗議使大眾運輸停擺,警民也因此發生衝突,而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義大利的觀光業,義大利本身即相當仰賴觀光產業,在發生經濟危機的同時所仰賴的產業卻因抗議活動而受到影響,這對於義大利來說絕對是個打擊。然而人民不滿政府對於經濟危機的解決政策,卻又無法提出更好的解決之道,只是因個人利益受損而反對國家政策,這樣的行為不僅無法解決眼前的問題,更無法使國家有所進步。但其實這樣的情形絕不只發生在義大利,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可以此為借鏡,在我們計畫展開諸多社會運動前,是不是該思考以更長遠的利益為重?
  4. 而後,關於柴契爾夫人在二戰結束后所實施的財政新政的背景,其實與義大利有諸多類似之處。當時的英國處於一個低生產力、低經濟成長率、高政府赤字的環境,因此柴契爾提出改革方案取代原本的福利國方針,但在經濟尚未復甦的時期,如此大幅削減社會福利可說是剝奪了底層人民的依靠,而不免俗的,這樣激進的經濟改革勢必會引發民眾的不滿,工會罷工、民眾抗議、人民的撻伐聲四起,但即便冒著可能下滑的民調、失去人民的支持等風險,柴契爾仍然堅持她的自由經濟路線,雖然起初英國經濟非但沒有出現反轉,甚至導致失業率增加、製造業產出下滑,但最後此一改革卻確實為英國帶來了經濟成長,使物價膨脹率下跌並增強了國家競爭力,經濟著實有了好轉。然而這樣的成果卻是以限制勞工運動與不顧民意而換來的,因此許多時候,在面臨國家重大政策方針的決定面前,執政者有時是需要在我們認為代表民主的民意與可能的未來國家利益中做出選擇。
  5. 不管是何種政治制度,所希望追求的都是可以為國家帶來益處,也就是希望能將國家利益極大化。國家利益有絕大部份是人民的利益,那麼人民所期望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嗎?我們會以民主當作爭取人民利益的手段,但這樣的利益通常是短期的,而且是與個人較為切身相關的,但國家利益卻是長期的利益規劃、是關乎國家未來的,而這影響到的可能是我們的下一代或是下下一代,這是一個國家未來的人民,這些才是國家利益所關心的對象,因此國家利益可以說是未來、長期的人民利益,這也是我們應當利用民主所決定及爭取的,而非只是我們眼前所看到近期的利害關係。就像伯里克利斯曾對雅典人民說過的一樣:「這個政策是會引起痛苦的,你們每個人都已經知道這種痛苦是什麼;但是它的最後利益還在很遠的將來,而你們所有的人都還沒有看得清楚。」
  6. 其實每次談到關於這樣的問題的時候,都會讓我想到上學期某一門課,在這門課上,老師讓我們自行投票決定期中評分方式為報告或考試,老師也說其中一種方式對於我們的分數較為有利,只是不表示是哪種,其後,投票結果為考試,而老師也在這個時候告訴我們其實報告才是有利於我們的選擇,當然這時就開始出現重新投票選擇的聲音。這樣日常的例子其實可以投射到現今許多國家的政策決定上,我們時常以民主作為影響政策方針的利器,但對於最後所造成的後果常常不願意負責及面對,而等到事情不如期待時,就開始推托並要求重新再做一次選擇,這樣的情況其實可以在許多國家中看到,甚至現今民主的典範—雅典,也同樣發生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記載到,雅典因為瘟疫與戰爭而致使城邦遭受危機,此時伯里克利斯因為這樣而被雅典人民厭惡,因為雅典人民認為他主張戰爭而導致了這樣的後果,將問題怪罪於他,他對於這樣的情形發表了演說,其中提到:「個人的痛苦能夠得到國家的支持,但是在政府肩上的重擔不是任何人所能承擔的」,伯里克利斯隨後也說道,其實將責任歸咎於他是不公平的,除非所遇著的每件幸運也都歸功於他,而在人民攻擊伯里克利斯的同時,其實他們也在攻擊他們自己,因為雅典人民也曾經表決贊同戰爭。其實從這裡就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兩千多年前的雅典,還是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似乎實行民主的問題都相差不遠。
  7. 雖然在這個例子的最後我們得以重新選擇,但在一開始這麼做的目的即是要我們能夠對我們的決定負起責任,而這樣的態度也是民主中所不可或缺的,同時這也是現今社會所需學習的,需要負責任的理由無他,就像伯里克利斯說的:「這(民主)是你們都可以引以自豪的。你們如果不同時負擔起帝國的責任來,你們就不能再享受這樣的特權了。」享有特權的同時也要為運用特權所決定的結果負起責任,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更是必須的。

期末演說辭修改─文盲不得參與公共生活(02114257)

文盲不得參與公共生活

        各位公民早安,雖然按照法律規定,二十歲才有投票權,不過宣稱對所有人都打開大門的民主政治中,不論能力年紀,都不應被排除在公共之外。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這個題目:文盲不得參與公共生活。

一、

在一個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共構出的社會裡,要到達公共場域所需要的裝備和腳力,可能是超乎我們想像的。我們所身處的公共生活會不會只是一場孤獨者的宴會?希望透過閱讀這件事情,我們能夠描繪通往公共生活的途徑,以及這張藍圖所需的要件。

二、
  1.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古代文盲和現代文盲的差異在於,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題目裡的文盲當然不是指涉未受教育的人,而是不具合宜閱讀能力的人。
  2. 一個作品能夠被出版業者相中,並且大量印刷準備販售給任何人的作品,代表其中必定蘊含著「公共性」。這也是閱讀有趣的地方,寫作者的動筆和閱讀過程都是相當私人的,但是整個過程卻是公共的──作家在書桌前面對著公眾,而讀者學習怎麼理解這個好的表達。因此,閱讀是一種學習和「他人」相處非常好的訓練,我們在其中學習如何「聽」別人說話,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和它互動,透過一本好書我們連接上了整個群體。
  3. 偉大的作品都是在作者面對「古老的敵意」中創作出來的,也就是挫折以及劫難,人最初的時候都會走直線,撞牆吃痛了,才會發現這個世界原來不是只有一面,還需繞著走才通,因此偉大的作品一定是理解了世界的複雜性後創作出來的,這種複雜性和在公共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是相同的東西。好的文學一定具有公共性,當我們真正打開眼睛去看這個世界時,你就會發現好人也會作壞事、壞人也會作好事,必須先破除二元論的想像,進入公共場域才是有意義的。
  4.   而優秀的作品還有另一種特性:脈絡,也可以說是歷史性,人們有個傾向,就是習慣把當下看到的一切當作始終如此。我想大家都應該有過這個經驗:今天小明在班上做了一件很糗的事情,你覺得實在是太爆笑了,所以回家後很興奮的和哥哥分享,卻發現他聽完後毫無反應。這個笑話缺少的其實就是脈絡,你哥不認識小明,對他過去做過什麼事情一無所知,所以他不能理解為什麼這件事情很好笑。
  5.     脈絡性是對於各種說法、判斷有完整的了解,而不是用當下看見的表象莽斷地妖魔化對方,各位都了解事出必有因,但在現實中人們常常遺忘這點,導致根本沒有討論,只是各說各話。回到公共生活來說,政府和民眾的意見分歧,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真正想要交流意見,只是各自丟球,而沒有人想接,這是現代公共生活的病徵。
三、
  1. 那麼以私人身份參與公共生活到底哪裡有錯?
  2. 人們的生產方式──也就是面對「物」的態度,同時影響了我們如何與人建立關係,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獲得了自由,但自由卻是犧牲聯繫換來的,人擺脫了枷鎖,但是作為共同體的「公共」卻近乎消失。用「我」作為主體思考進入公共場域是非常可怕的,因為公共場域應該是討論「我們」的事情。台大的明教授給民主政治的定義是:政治生活的市場化,如果將公共事務也當成可有可無的商品,那麼現代社會所謂的公共,也只是私人的聚合,而非真正的公共。
  3. 有些人可能認為代議民主就是讓菁英替我們作決定,私人可以完全不管政治,但我還是再重複一次:公共的意義只在眾人共同參加時才會顯現。以太陽花抗爭來說,假設政治菁英的確做出了他們自認對於台灣人民有利的決策,那為何人民不滿?顯然的,雖然大家去投票,不過這個投票並沒有同時代表人民服從於這個內閣所作的任何決定。進入公共生活的基礎條件是能夠被說服,透過被說服人民才會成為整個公共決策中的一環,你可以只是站在台下,而不需要在台上發表,但是你不能因為不同意台上的人,而離開這個廣場,除非你不再認同這個共同體。
  4. 伯羅奔尼薩戰爭史中記載一段關於雅典人爭辯如何處置叛變的密提林人的討論,原本他們要處死所有密提林人,但後來又轉變了心意,主張維持原本決定的克里昂認為雅典人民太容易受到煽動,而非真正看清事實作決定,他對於公共討論的價值是非常貶抑的,因為克里昂認為這種公開演說本身就只是讓雄辯家混淆事實的機會(諷刺的是他本身就在使用這種形式),而後攻的戴奧都多斯則以「正確優先還是利益優先?」來綁住群眾,並且認為公共討論是有必要的,只有那些禁不住考驗的意見才會逃避這個場域,而如果群眾無法給予意見公正的評判,一概把公共發言當作虛假的煽動,反而使有利於城邦的意見消失,而取悅群眾的謬言則在社會中獲得勝利。
  5. 文中兩位發言者都是試圖為群眾設定價值的順序,又依據他們各自想達成的結果,對於公共討論的定義有著不同的意見,其實兩方說的都是事實,戴奧都多斯則較為清楚的指出了公共討論的性質:雖然混雜許多假話,但公共討論必須存在,否則真話永無出頭之日。
  6. 或許有種聲音會這麼問:公共生活就是靠說服與被說服建立起來的嗎?確實,這是個無法否認的事實,現實就是:雄辯家和政治家無從區別,而謊言與許諾同等,許多看來對立的象限,其實只是手心和手背的關係,一個好的政治家最好也是一個好的雄辯家與煽動者,一個政治承諾不論真假,都必須要能說服人民,我們知道如何建立場域,但是要設立足以攔阻惡意的柵欄,那是空想,如同先前所說,善與惡從來就是混合交處的。
  7. 被稱之為「公共」者,就是將所有人作為一個總體來思考,當然有不可調和的部份,但是這種矛盾與困難,就是公共生活的本質,也是政治家必須面對的永恆難題。對於那些有心參與、改變公共的人,如何溝通和重新建構對於公共的想像,是首要之務。
四、
  1. 釐清了公共生活的意涵,閱讀與寫作的功用也更加清楚:學習如何與群體建立連結。好的作品絕不是私人性的,而是結合了複雜性、歷史性等元素的精巧藝術,能閱讀已經具備了進入公共場域的基本資格,但是僅僅是被別人說服可能還會引起隱藏在公共生活中的一頭可怕的惡獸:冷漠。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塞爾在1999年一篇名為〈冷漠的危險〉的演講中說道:「冷漠(indifference)是什麼?從字源上來說,這個字的意思是「沒有差別」(no difference)。這是一個古怪而不自然的狀況;在這裡,光明與黑暗、黎明與黃昏、罪惡與懲罰、殘酷與同情、善良與邪惡,竟然沒有明顯的界線。」慣於在公共生活中當一名聽眾、慣於對現實臣服、對壓迫妥協,事實上是失去了政治能力,因為我們不再爭辯,人對於矛盾無解的事情總是有逃避的習慣,所以接著發生的是:「捲入別人的痛苦與絕望之中,總是讓人覺得不自在、覺得麻煩。對這些冷漠的人來說,他或她的鄰居,半點也不重要,他們的生命自然也沒有半點意義,他們心中的苦悶或是展現於外的痛苦,更讓人無動於衷。冷漠把其他人簡化成一個抽象的符號。」
  2. 我們不會總是處於爭辯,但是也不要遺忘了起身反抗的必要,因此發言的能力雖然並非定會用上,不過擁有這種能力,才算是完整的公民,也是身處於公共場域中的人,而不是一個任意見操弄的傀儡,這也是為什麼需要學習寫作。
  3. 寫作的目的在於溝通,溝通換言之就是設身處地的為別人想:怎麼說才可以讓他理解?柏拉圖很著名的洞喻裡,他叫哲學家回到洞穴裡學習同胞的語言,目的就是為了溝通,你不能期待別人來理解你的語言,而是要主動讓別人知道你在說什麼,若非如此,不論你是在什麼平台、場所發表意見,都只是一種私人性的表態,而且,更可能是一種扭曲的冷漠。
五、
  1. 簡單來說,閱讀是公共生活的實習,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學到溝通所需的幾種基本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認知到自己身為共同體的一員,身份不是消費者,不能任意退出公共討論,我們都知道和平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冷漠作為一種中傑的型態遲早會失效,每個人都在公共場域裡佔有一席之地,抱持著負責、開放的心態展開公共討論,才能使公共生活再現。
  2. 同時,閱讀是一個觀照世界的窗口,張愛玲說文藝的功用之一,就是使我們接近那些非透過文學否則無法接近的人,每個人的生活時間、空間有限,卻要參與這麼艱難的公共決議過程,廣泛的閱讀不止學習溝通,也能對於社會的多元、矛盾、無解有更多的寬容,拿起書本,我們也許無法抵達太陽,但是相信會越來越近。謝謝大家。

期末演講稿 修改 (02114238)


不愛國救社會


  1. 關於愛國的定義,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看法,在這些眾多看法當中很難去評斷誰對誰錯,於是我們今天來訂立一個愛國的普遍定義,我們假定所謂的愛國就是指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團體對自己的母國採取積極支持以及贊揚的態度。
  2. 在歷史中我們可以看見很多愛國人士的例子,好比一名美國士兵納珊˙海爾,在獨立戰爭中納珊˙海爾偽裝成一名荷蘭籍教師,利用這樣的身分暗地來收集英軍部隊紮營位置的資訊,最後卻因為被英軍發現身分而處死,他在死前留下一句名言:「我唯一的遺憾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貢獻給我的祖國。」在這句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納珊˙海爾對於國家有著強烈的情感,雖然最後以犧牲生命做為終結,但納珊˙海爾對於美軍在獨立戰爭中卻有著極大的貢獻。後人感謝著他,但卻也時常遺忘他,而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為甚麼我們會遺忘?我們必須知道,戰爭的結果往往影響著生活,在獨立戰爭時期,北美十三州的人民根據邦聯條例>建立了鬆散的同盟,這<邦聯條例>中沒有中央政府,沒有設立立法院,沒有制定法律也沒有推舉總統候選人,唯一的貢獻是創立的國會,但事實上國會也並沒有太大的權力,在獨立戰爭後,這樣體制的缺點更是表露無遺,社會、政治、經濟的混亂讓人民陷入更加動盪的生活型態,士兵的愛國表現反而加深的社會的不安定,對當時代的人民來說士兵的犧牲奉獻是一件值得稱許的事嗎?我想未必。
  3. 再來談談1960時代的中國,當時中國陷入了一種瘋狂的愛國思想,毛澤東在獲得人民的支持後,發動文化大革命,在當時成為紅衛兵被視為一種愛國的象徵,在學生們一句句「造反有理」的口號中扼殺了中國往後許多年的發展,時間的洪流最終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場愛國運動,而是一個政治操控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存在著許多創傷,許多文物被銷毀,許多文化也被抹滅,這是國家中重要的資產,但就在政治人物操縱人民的過程中讓國家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
  4. 雖然在現代社會中不用再透過大規模毀滅運動來證明自己是愛國份子,但是無形中卻變成了我們所做的事都可以輕易的套上愛國的標籤,例如出國帶著國旗,堅持使用國產商品等,而當我們太習慣愛國就是生活瑣事可以達成的事件時,我們遺忘了它的神聖,卻變成是一種提升自我優越感的口號,政客開始將愛國當作競選的口號,人民開始將愛國當作可以高人一等的言語,整個社會也貶低了愛國的價值,而所謂的愛國也早已名不副實了。
  5. 在華盛頓的告別演說中提到了人民出生或歸化後成為一國的國民,而這個國家就有權集中國民的情感,而當擁有美國人這個稱號後,這稱號一定會提高愛國的光榮感,遠勝過任何地方性的稱號。而我認為這樣的情況是很危險的,人民盲目於愛國的稱號,並且過份的膨脹自己對國家的情感,當有危難發生時,一國中的國民若只空有著愛國的情感但卻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時,國家危機並無法解除,最後只是變成如同史詩般的悲劇。
  6. 我們也該來談談歷史上不愛國的例子。鄭南榕,這個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名字, 1980年代鄭南榕在當時可以被執政者視為是最不愛國的危險分子,因為和當時台灣政治抱持著不同的政見,並且多次發起民主化的活動,於是被當時國民黨政府視為眼中釘,我們該看看這樣一位改革人士在被國家政府認定為叛國份子的情況下做了甚麼事,1981年鄭南榕以自由作家的身分替一些黨外運動雜誌寫稿,並且在1984年開始計劃創立黨外雜誌,在當時還是個戒嚴時期並且仍有著報禁,他開啟了台灣出版業的先驅,讓人民獲得知道真相的權力,他和國家政府對抗,從地方開始著手自己的計畫,希望透過雜誌可以吹鼓台灣人民發展民主自由,更讓人難以忘懷的是,1987年在一場演講中,鄭南榕高喊著:「我叫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這樣的舉動在當時的台灣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在鄭南榕自焚後媒體仍然有著許多不實報導,不過我們必須說,也就是在鄭南榕死後,台灣社會開始有了重大改變,因著這麼一位勇於跟國家政府對抗的人,台灣社會開啟了一個以台灣主體意識成為主流的年代,我可以說,因著1980年代有位叫鄭南榕的人,我們現在才能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不必害怕今天在任何場合發表任何言論後會有警察上門逮捕,也不必害怕國家政治只能存在單一政黨。
  7. 愛國不是不好,但是當政治主宰了整個國家,那麼純粹的愛國就會變成ㄧ種毀壞國家的行為,我們會喪失自我思辨的能力,成為被國家操控的魁儡,而當
  8. 我們選擇一條不愛國的路時,我們可以跳脫出故有的思想,站在另一個高度看見國家政府操控人民的惡劣手段,當我們看清事實後,人民開始團結,先從地方上做起,就像鄭南榕先生那樣,從創辦雜誌社到激發起台灣人民的自由意識,從救社會出發,讓人民的思想能有不同的激盪,進而發展出一套理想的生活方式。
  9. 我們永遠不知道當自己完全奉獻給國家時,最後會被會被帶往什麼地方,觀察現在台灣社會的亂象,除了政治鬥爭,還有許多法制上的不平等,財團的囂張跋扈和政府官員的怠忽職守,若我們抱持著不愛國的態度,讓社會中的人民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那麼人民就能成為國家中最重要的守門員,而當社會整體產生這樣的風氣時,國家政府就會謹慎行事,大財團無法囂張的剝削社會資源。
  10. 甘迺迪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曾說過:「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而我的回答是:不冷漠。」冷漠使我們知覺麻痺,冷漠使我們無法渴求進步,威瑟爾在「冷漠的危險」中提及,冷漠就是沒有差別,當我們在社會中不斷尋求一個不要跟別人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時,我們其實也就陷入了國家帶給人民的框架當中,一個社會的進步就在於有些人會想追求不一樣甚至是更高層級的事物,但當我們把自己停留在一個就算被國家扒奪但仍餓不死也冷不著的思想模式裡,其實也就造成了這個國家從社會到頂端都無法到達一個靠近至善的生活。我們可以憤怒,憤怒使我們思考,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緊湊;我們可以悲傷,悲傷使我們更能記憶這樣的情緒,使我們去追尋快樂的方式,但我們絕不能冷漠,於是,若你問我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做出些甚麼來拯救社會,那麼我會說,除了思想上的改變,還要有著一顆不冷漠的心,而破除冷漠的心的方法即為,將自己完全的置身在社會之中,感受社會的氣息,去思考正義的價值和理想中的生活。









2014年6月18日 星期三

期末演講稿 修改(02114249)

拯救政治,從思想改造開始


  1. 亞里斯多德曾說過:「Me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人是本質的天生政治動物。沒錯,從古至今,不論時空背景再怎麼變化轉換,我們永遠離不開政治,因為政治即是一種生活方式
  2. 怎麼說?舉個例子:西方學者總喜歡對任何名詞下定義,當然「政治」也不例外,Robert Dahl認為政治「是任何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和權威的人類關係的持續模式。」,簡而言之,政治就是生活上的權力流動,以各種實質形式展現出來,生活中權力無處不存在,大至領導者對於國家決策的影響,小至家庭中母親管教小孩的場景,都可以算是政治的體現,因此,「權力」的展現,會是我們當今在生活中看到政治現象的方式之一。權力,好像儼然變成了政治的代名詞。
  3. 談談我們現在所謂的「政治」好了。其實現今的政治,一般人的觀點不外乎就是圍繞在政府、選舉、政黨、政策產生與運作、行政體制、程序規範……等等,基本而言就是一項以政府為中心,慢慢向外擴大的一套遊戲模式,而玩這套遊戲的人,都是自己宣稱最了解政治的那群特定的人;換個比喻方式,現今政治的運作,就是一個將政府作為外殼,然後灌入權力這項要素,使其表現所謂的政治特性。
  4. 而這政治特性,即是權力之間的轉換與流動,然後這些自稱為政治人物的「演員」,就是這套遊戲忠實的表演者,他們操控著整個體系以及明文條例所賦予的權力,為這個政府的空殼表現內在的政治權力的,得以讓系統繼續輪轉下去,他們的使命就是賣力演出,不讓系統停止轉動,一旦系統停動,現今的政治型態就會改,一但改變,連帶影響到的就是這群具有相當權力的表演者。
  5. 在國會中常常看到議員們激動的爭論,有時候甚至不惜出手來整取自己的立場,但別忘了,其實這都是一場戲罷了,就好比一群上流社會人士,坐在高檔餐廳,切著牛排,喝著紅酒,談論著「唉,我們該怎麼來解決非洲的飢荒問題呢?」其實,這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可笑。
  6. 所以當今的政治早已經淪為只是要維持表面上體制與程序的和平,為遵守而遵守,深怕破壞它既定的現象,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嚴重後果。
  7. 在談何謂真正的政治前,有個必要條件:就是「人」,而這個「人」,是要有1.互動2.語言3.文化,一個具有文明價值的人必須要具備前述的三項特質,接下來,要有「一群人」共同存在於政治下,透過彼此的交流,來慢慢認識真正個政治是什麼,但這個交流,必須透過「思考」來加以驗證,所以政治思想誕生了,互動、語言、文化是政治思想的工具,協助發展。再者,我們用意識形態來區分活在政治下的人群們,由於人群是「異質性」的,所以不同的人所看到的政治也會有不一樣的風景,造就政治的異質性。這群人總共分三:我們將意識型態的表現程度用一條線表示,由左而右代表由低到高,
    • 最左邊的人,思維裡沒有任何想法,對於生活中方式或事務冷漠極不關心,沒有任何偏好與意見,具有極高度的彈性,稱為「社會人」。
    • 最右邊的人,思維中極度有異樣的想法,對於生活中的外在事務有高度關注,有強烈的自我立場觀念,毫無彈性可言,稱為「意識形態人」。
    • 位於中間的人,思惟有一定的想法且多元,能接納多方意見,亦不會人云亦云,生活事務會適時介入表達意見,具有一定的彈性可隨現狀調節,介於兩個極端間,稱為「政治人」。
    唯有這些介於中間的政治人,有僵化也有彈性,有保守也有進步,有共識也有分歧,這些人所體認到貨是看到的政治,曾是真正的政治,因為他們是從內心思維與性質去探索挖掘的,不會被體制所限制,它們看透的,是一種遠高於實踐的見值理念。

    圖例
                                                                      
                                                                 意識
                                                                 型態
                                                                   
  8. 所以,我想表達的是,真正的政治,要從思想萌發開始,唯有我們回溯到事務的本質時,我們才有看清楚盧山真面目的機會,但在這之前我們必備培養能力,就是訓練一套正確的思想模式。
  9. 我們要改造,已經深根柢固,不可動搖,看似真理不變的政治觀念,就像回到過去,與亞里斯多德面對面的思辯,從思考中找回政最根本的核心價值,激盪出思想上的衝擊,勇於改變認知,挑戰既定的觀念,如此,政治的轉動才能不段在換血之下一層又一層展現新的風貌。
  10. 因此,思想的改造,必須從還沒接受汙染前著手。最為有效的辦法,不外乎是「教育」,訓練思辨這種能力,必須從小開始。由於現今的教育模式,是用一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透過教科書、一體成形的教育規則,灌輸固定的意識形態,使其腦袋思考逐漸固定,反面來說即是逐漸僵化,任何思考的來源,都來自書本裡所謂的「知識」,對這種「知識」總是深信不疑,這樣不是太妥當的做法,思考不會靈活,自然就不會有什麼好的想法出現。
  11. 我們所所要訓練的,是對所有身旁事務的疑問,抱持疑問,才是使思考不斷運轉,不能將現狀是為理所當然,培養獨立思辯的能力,而不在只是去解釋現象與分析現象,問題永遠來的比達案重要許多,政治不外乎在解決生活中所有問題,但前提是,要找的到問題,以及其本所在。
  12. 所以,訓練一套能獨立思辨的能力,要從教育開始;如何改變教育,從上課方式開始,上課內容不將只是在傳授明文內容,必須改為一種需要「互相討論的形式」,透過不同人、不同個體,各自獨立的思維,與其他個體間,做思想上的衝擊、碰撞,進而帶到政治當中,也就是我們的生活當中,不管任何議題、決策、行政,不會只是在玩一套遊戲而已,而是在創造一套遊戲,叫做政治。
  13. 無論如何,唯有思想才能拯救政治的目的,就是想達到一個「至善」的理想。雖然要達到完全,或真正的至善,是不可能的,先賢蘇格拉底曾說過:「人,是無知的。」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在追求至善的過程中,找到最能說服自己的答案,一個對於真正政治理想的答案,思考真正的政治價值,不在局限於表面上的規範與法度;而最悲慘的,莫過於無知之人卻不知其無知,所以必須透過思考,與他人思想上的爭辯,來證明達到至善還是那麼可行的。
  14. 最後,我這在帶出一句話,亞里斯多德曾說:「正義,是人民應得的東西,叫做正義。」在政治中,我們該得到什麼,沒錯,「思想」,唯有思想的拯救,才能改造政治,同時也是在改造思想,並拯救政治,最終,獲得正義。

2014年6月17日 星期二

期末演說修改講稿(00114284)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東吳大學政治系三年級的黃筱晴。

  1. 韋伯在學術作為一項志業的演講開場說了一句話:「實際問的是:一個決心取在學院裡從事學術工作為職業的研究生,居於怎樣的處境?」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現在在台灣就讀大學的學生,居於怎樣的處境?特別想跟大家聊的是,台灣大學學費的狀況。
  2. 過去我對學費沒特別感覺,直到我同學去年發生一場車禍。我從大二認識他就知道他非常忙碌,每天都在接家教,有三位學生,平常也在校內工讀,我一直以為他只是很積極,大概是想累積第一桶金,直到那次他出車禍,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很累,原來他有辦理助學貸款,他跟兩個姊姊三個人都是辦就學貸款念大學的,錢追著他們跑,他不得不兼差。那一次,他非常沮喪地躺在病床上對我說:大學生活幾乎都被打工賺錢佔據, 現在,他的工作怎麼辦?生活怎麼辦?他的就學貸款怎麼辦...?
  3. 那次讓我印象深刻,原來學費多寡可以對人產生那麼大的影響,甚至操作一個人的生活型態。
  4. 同時,大學學這個費議題在台灣也已經爭論多年,也與在座身為學生的我們有著重大關係,所以我將針對大學學費,提出各方看法,最後提出我的個人的論點。
  5. 首先,對學校的經營者而言,不論公立私立,都認為學費無法反應成本,甚至連達成「使用者付費」都有問題。舉例而言,台大教務長表示:就連拿最多政府補助的台大,資金缺口都達2億元,如果學費不漲,必定影響教學品質。就是因為低廉的學費,所以台灣無論是軟硬體設備或是教學資源相較國外都略遜一籌。
  6. 政府的立場是什麼?年初馬英九總統談學費調整提到:「就像油價一樣,漲久了民眾就習慣 。知道週一要漲價,就趕快加油,若是要降,就慢點去加。這就是市場化。」他表示,希望學雜費未來也可走類似機制「希望教育部與大學想出一個計算方式,再努力取得立院諒解,這是最穩當的方式。」教育部長蔣偉寧: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各大學立場實在為難,為避免每年漲學費拔河戰,學費未來將調整為常態化,過程透明化。他相信,學校必須有足夠的經費費才能維持良好的教學品質。
  7. 對於反對者呢?
  8. 台灣公立大學一年學費約五萬、私立約十萬,美國公立大學一年約台幣十五萬,而哈佛這種名校,一年約是台幣九十萬,看起來,台灣學費確實相對低廉。然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台灣民眾平均每戶可以支配的所得約86萬,如果家中有兩個孩子就讀私立大學,學費就占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四分之一,而對後20%的低收入的家庭,平均家庭可以支配所得只有28萬元;如果這些家庭有一個孩子就讀私立大學,學費就是家庭可以支配所得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兩個,更高達三分之二,對這類的家庭而言,大學學費遠超過可以擔負的額度,當然是高學費政策。
  9. 根據研究指出,每年台清交大新生,至少五成以上都來自建中、北一女等都會區明星學校。這些學生家境優渥,社經地位高,進入一流學府後又能獲得政府大量資源。反倒是家境清寒的學生,擠不進台清交,只能讀私校、辦就學貸款。如果教育部真讓學費調漲,將會使教育變成一種商品、一種交易,窮人將更難藉由教育翻身,後果就是逐漸停滯的階級流動,與更加擴大的兩極化。
  10. 另外,高學費下的教學品質是什麼?是否真的更加的專業?教育部說調漲學費是保障教學品質的手段,但實際上,學費調漲的同時,學生的就學品質卻日漸下降。以每位學生所能享受的教育經費為例,民國85年時,每位學生可享的經費約仍有21萬,到92年就已經下滑到15萬,明顯的,付出更高額的學費,卻不見教育品質的提升。跟國外比較,以哈佛為例,學生可享受到的教育經費是學費的4.5倍,而台灣,卻只有0.6倍。
  11. 最後,關於負債問題,以韋伯在學術作為一項志業的演講當中亦提出的內容做為譬喻:「事實上,一個身無恆產的年輕學者,要面對學院生涯的這種現實,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至少幾年之內,時間長短不定,他必須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在這同時,他對自己將來是否能夠得到一個職位,使生活過得比較像樣,卻毫無把握。相反的,在官僚制度已經建立的美國,年輕人一踏進學術圈,就開始有薪水可領。」拿此譬喻跟台灣現狀相比,台灣大學生起薪平均約22K,美國起薪卻是111K,似乎有著異曲通工之妙。台灣面臨的現況是,學貸學生在畢業後須承擔的大約四十到五十萬的負債,而 22K真得有辦法應付基本開銷跟償還學貸嗎?
  12. 既然我們面臨的困境是校方覺得錢不夠用,學生家長又覺得學費好貴,該怎麼辦?
  13. 我認為,減少大專院校的數量是解決方法之一。1996-2014年18年間,台灣從67間學校增加至152間,共增加了92間大學。然而,教育經費卻沒有比例的增加,結果使每位學生單位的成本下降,高等教育的經費沒有比例的提升,結果各校,不論公立或私立學校,從政府所得的補助日益減少而對外界的募款又沒有突出成績的情況下,不得已只有從學生的學雜費調升著手。政府平均投注每位學生有二十萬五千元,現在不到十五萬。因此我認為,減少大專院校的數量是必要的手段,以譬喻而言,若教育部有一百億,分給一百間學校,跟分給十間學校,那差距是非常大的。
  14. 韋伯曾說過:「大型醫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構,本是「國家資本主義型態」的企業;如果沒有龐大經費,這些機構即難以維持。」以現今教育機構取代韋伯說的研究機構,這些龐大經費哪裡來?大學原本應該是「最終知識的探討」,現在卻宛如「職業訓練所」。學生將技能帶入企業為公司賺取利潤,企業是最大的受益者,卻將「職前訓練」的成本轉嫁給學校。因此教育的花費,企業也必須負擔責任。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向企業課徵更大的稅收,讓企業承擔更多繳稅責任,為社會盡一分心力,才有可能支持一個公共化的教育體制。
  15. 最後,國家發展跟人才的培育息息相關,唯有投入更多教育資金,提升國人教育水準,才是根本解決之道:目前,每年國家財務的預算分配,國防是佔最大比例約16.4%,而教育約9.9%。然而,大學學術水準的提昇,最主要的是仰賴聘用好的師資、吸引優異的學生、與不斷更新的儀器、設備、課程內容。而教育經費更該補貼所有意願就讀學校的學生:包括各類身心障礙者、低收入戶的學生等,一切都與經費與資源息息相關。因此我認為,提升國家教育經費的比例,是有效解決目前困境的方法之一。
  16. 最後,我想引用韋伯的話:「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化的時代,並且這種情形將永遠持續下去。」當世代邁向全球化,未來我們的生活接觸的對象將擴及全世界,人才的培育,絕對是國家勝負的關鍵,而我認為,政府更應該扮演重要推手,以切事的熱情來關心國家人才的培育,以責任感來為台灣目前學費現狀,建立好的措施,以最高格局的判斷力,為國家教育做精確的計畫。
  17. 學費問題,不只影響現在身為學生的你我,更是影響我們未來無論是10年乃至100年我們所身處的環境,因此這個問題絕對值得大家的關注。


以上我的分享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期末演講稿 修改(02111501)

社交網絡與政治參與

  1. 各位同儕、老師,早安。今天我想同各位分享一些網絡同政治參與有關的觀點。我想,這一主題應當是無比貼合實際的,因為我演講的當下,臺下的諸位中可能有人就在滑著手機上表特東吳。那麼,不如就讓我同各位分享一下關於社交網絡在我的家鄉被運用到政治參與中的故事。
  2. 我來自中國大陸的上海,對於大陸,我想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裏,這是一個集權、不民主的代名詞,一定程度上,我也同意這種觀點,因而更多的時候,我們需要思考,怎樣在將自己可能面臨的風險降到最小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改變這種狀況。
  3. 因而,我與我的朋友們創辦了名為北斗網的網站。表面上看,這同一般的門戶網站並沒有差異,由主編團隊選擇熱門題材並約稿,然後放到網頁上,添加回覆功能,這是一個任何人都能夠輕易完成的網站。但是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建立了一個從網絡到實體的交流渠道,網絡上註冊用戶的信息被我們收集起來,通過在各個社交平臺,例如微信、QQ、人人上的互動,結合線下的交流見面活動,成功地網羅其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自社交網絡走入到現實中,交換各自的意見。雖然現在,這個項目並沒有取得相當的成效,大致上的原因也是因為受眾的主體是學生,並沒有相當的推動實質改變的能力,更是因為我們身處中國的大環境下。只是我們相信,社交網絡的發展使得自虛擬到實體的通道變得更為便捷,進而能夠聚攏一批意見相同的人共同參與到政治運作中。
  4. 那麼,是不是社交網絡對政治的參與一定要通過實體去實現呢?我想,也並非如此。在歐洲有這麼一個政黨,它創立於2010年,到現在已經在35個國家建立政黨,僅在德國就獲得了45個州議會席位和199個地方議會席位,更是將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市長職位收入囊中,這便是聞名世界的海盜黨。他們透過構建聊天室以及一套名為Liquid Feedback System的類似於社交網絡的系統,它使得任何黨員能夠在最多三個月的時間內同其他黨員交換意見,並且整理成一份提案,交由擔任公職的黨員於議會中提出,這使得成員之間能夠互相影響,交換意見,直至最終形成成果,落實到現實中。整個過程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線下聚會,完全透過網絡完成。
  5. 我們往往聽過這樣一種對身邊人的指責:這個人太不關心政治。我想,任何的一種漠不關心肯定有它的道理,而對於政治,則應當是因為透明度的消失。當你支持的議員第一次投出與自己意見相左的選票時,你或許還能安慰自己:這只不過是細枝末節的小分歧;但是當一而再再而三地,你會發現,自己發出的聲音猶如石沉大海,根本無從得到反饋,對於政治的積極性當然地逐漸消弭。
  6. 故而,社交網絡的積極影響,無疑在於它再一次撥開了政治運作的外衣,向眾人赤裸裸的展示它運作的過程,這無疑加強了政治參與的透明化——我的每一次選擇,都能夠得到恰當的反饋。基於這樣明確的意識,政治參與的門檻也進一步地降低,我們不需要去瞭解過多的政治運作手段,只需知道,自己的思想能夠通過網路被放大,進而或許能夠成為某項政策被通過的推手。這種明確且簡單的參與無疑能夠大大增強公民的積極性。
  7. 只是,社交網絡真的有百益而無一害嘛?我想也並不見得如此,舉個例子而言,各位想必都有自己的FB帳號,也想必都曾經接受過活動的邀請,更想必因為種種的原因而按下參加的鏈接,只是真正去的有多少呢?就拿我昨天的經歷舉例,63日東吳吉他社期末成發,我的同學邀請我參加,在我的好友列表裏有21位表示“打算參加”,最後實際到場5位。這或許並不具有特別的代表性,但也足夠說明一些問題,社交網絡提供給我們一個表達意見的平臺,但是一部分人也只是表達意見,而並不付諸於實踐,最終參與到活動中的人依舊寥寥無幾,甚至於更進一步會導致資源的浪費。
  8. 這應當就是社交網絡對於政治參與的負面作用。網絡畢竟不是一個受到嚴密監控的平臺,我們已經習慣了在其中發佈自己的心情、張貼旅遊照片,卻也在無形中把社交網絡視為一種低嚴肅性的溝通方式,我們使用各種網絡用語、表情文字,強化這種不嚴肅,進而在網絡與現實連結時,也一併將這種特性帶入進來。此外,正因為社交網絡在我們看來是不嚴肅的,因而在其上的種種言論與表態也使得自己能夠轻易地认为,這並不需要負責任。因而表達參與並不一定等於真正參與,表態支持也不意味著自己會付諸行動,思想與實踐的距離正在被社交網絡拉開,我們正面臨著成為行動的侏儒的危險。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下,還能說社交網絡一定是有益的嗎?
  9. 我想,我無意過多的闡述社交網絡於政治參與上的優勢,因為它是淺顯的,也因為我們已經聽過了太多的讚頌。在我看來,社交網絡的存在會極大程度上的影響公民的判斷,米蘭昆德拉曾經解釋過一種被他稱為媚俗的現象,舉例而言,草坪上一群孩子在大笑著奔跑,人們正常的反映當然是覺得感動、溫馨,但是一個人可不可以面對這樣的場景無動於衷,甚至厭惡呢?米蘭昆德拉認為當然可以,但是在現實中,大家會覺得這類人是冷血的、不正常的,每個人都擔心自己變成這種不正常的人,於是會表現出感動、溫馨的反應,久而久之,這種反應成為了不經思考的條件反射,反而遮蔽了內心的真實感受。有很多類似的名詞能夠描述這種現象,最典型的一個,叫沉默的螺旋。社交網絡正是提供了一個比現實社會更為快捷、廣闊的平臺,既使得他人能夠接受自己的思想,也使得自己被他人的思想所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少數逐漸同化多數,觀點雖然趨於一致,但是個體的思想卻是被壓制的。
  10. 韋伯在《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中曾經提到作為一個政治家,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熱情就是一種對理想的獻身,責任感即是將達成這種理想作為自己的切身事業的意識,而判斷力,則是作為一個政治家,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
  11. 我想,韋伯所說的雖然是針對政治家,但是卻也可以作為一項政治參與的標杆以作參考,任何參與到政治中的人,無論其程度如何,大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就具有熱情和責任感的,只是對於確立並約束這兩者的判斷力,咋社交網絡橫行的今天,卻是在逐漸消弭的。我們越來越多地只接受他人的觀點,而不先自行思考,我們只接受懶人包的教育,卻從來沒有想過哪怕看一下維基百科也好,長此以往,我們擁有的將不是一群目的明確、精神強韌的公民,而只是沉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盲目的人物而已。
  12. 今天我同大家討論這個話題的目的在於,希望大家能夠意識到目前社交網絡存在的種種問題,並且,正是因為社交網絡的不可代替性,導致我們急需面對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對於我來說,有沒有解決的方法?我想應當是沒有的,但是我相信,若是有朝一日,這些弊病能夠解決,那麼社交網絡將不僅僅作為一種交友的工具,而是作為政治參與的一個必須且重要的部分,繼續工作下去。

2014年6月15日 星期日

期末演說影片上傳

  • 關於六月十三日期末演說影片已經上傳至YouTube,連結如下:
  1. 黃筱晴:「論台灣大學學費狀況
  2. 賴易萱:「誤用民主的事例
  3. 鄭孟姍:「不愛國救社會
  4. 施天宇:「社交網絡與政治參與
  5. 蔡歆儀:「台灣無公民
  6. 徐丞賢:「拯救政治,從思想改造開始
  7. 蔡宇峰:「愛國心,雙面刃
  8. 邱煜智:「文盲不得參與公共生活


2014年6月13日 星期五

演說稿修改

  • 演說稿改寫的期限為下週四(六月十九日)晚上八點,請直接貼上新文,謝謝配合!

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期末演講稿 修改 02114238

不愛國救社會


  1. 關於愛國的定義,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看法,在這些眾多看法當中很難去評斷誰對誰錯,於是我們今天來訂立一個愛國的普遍定義,我們假定所謂的愛國就是指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團體對自己的母國採取積極支持以及贊揚的態度。
  2. 在歷史中我們可以看見很多愛國人士的例子,好比一名美國士兵納珊˙海爾,在獨立戰爭中納珊˙海爾偽裝成一名荷蘭籍教師,利用這樣的身分暗地來收集英軍部隊紮營位置的資訊,最後卻因為被英軍發現身分而處死,他在死前留下一句名言:「我唯一的遺憾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貢獻給我的祖國。」在這句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納珊˙海爾對於國家有著強烈的情感,雖然最後以犧牲生命做為終結,但納珊˙海爾對於美軍在獨立戰爭中卻有著極大的貢獻。後人感謝著他,但卻也時常遺忘他,而我們必須思考的是,為甚麼我們會遺忘?我們必須知道,戰爭的結果往往影響著生活,在獨立戰爭時期,北美十三州的人民根據邦聯條例>建立了鬆散的同盟,這<邦聯條例>中沒有中央政府,沒有設立立法院,沒有制定法律也沒有推舉總統候選人,唯一的貢獻是創立的國會,但事實上國會也並沒有太大的權力,在獨立戰爭後,這樣體制的缺點更是表露無遺,社會、政治、經濟的混亂讓人民陷入更加動盪的生活型態,士兵的愛國表現反而加深的社會的不安定,對當時代的人民來說士兵的犧牲奉獻是一件值得稱許的事嗎?我想未必。
  3. 再來談談1960時代的中國,當時中國陷入了一種激進的愛國思想,毛澤東在獲得人民的支持後,發動文化大革命,在當時成為紅衛兵被視為一種愛國的象徵,在學生們一句句「造反有理」的口號中扼殺了中國往後許多年的發展,時間的洪流最終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場愛國運動,而是一個政治操控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存在著許多創傷,許多文物被銷毀,許多文化也被抹滅,這是國家中重要的資產,但就在政治人物操縱人民的過程中讓國家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
  4. 雖然在現代社會中不用再透過大規模毀滅運動來證明自己是愛國份子,但是無形中卻變成了我們所做的事都可以輕易的套上愛國的標籤,例如出國帶著國旗,堅持使用國產商品等,這些生活的瑣事也可以被列入愛國的事蹟,而當我們太習慣愛國就是生活瑣事可以達成的事件時,我們遺忘了它的神聖,卻變成是一種提升自我優越感的口號,政客開始將愛國當作競選的口號,人民開始將愛國當作可以高人一等的言語時,整個社會也就貶低了愛國的價值,而所謂的愛國也早已名不副實了。
  5. 我們也該來談談歷史上不愛國的例子。鄭南榕,這個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名字, 1980年代鄭南榕在當時可以被執政者視為是最不愛國的危險分子,因為和當時台灣政治抱持著不同的政見,並且多次發起民主化的活動,於是被當時國民黨政府視為眼中釘,我們該看看這樣一位改革人士在被國家政府認定為叛國份子的情況下做了甚麼事,1981年鄭南榕以自由作家的身分替一些黨外運動雜誌寫稿,並且在1984年開始計劃創立黨外雜誌,在當時還是個戒嚴時期並且仍有著報禁,他開啟了台灣出版業的先驅,讓人民獲得知道真相的權力,他和國家政府對抗,從地方開始著手自己的計畫,希望透過雜誌可以吹鼓台灣人民發展民主自由,更讓人難以忘懷的是,1987年在一場演講中,鄭南榕高喊著:「我叫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這樣的舉動在當時的台灣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發生。在鄭南榕自焚後媒體仍然有著許多不實報導,不過我們必須說,也就是在鄭南榕死後,台灣社會開始有了重大改變,因著這麼一位勇於跟國家政府對抗的人,台灣社會開啟了一個以台灣主體意識成為主流的年代,我可以說,因著1980年代有位叫鄭南榕的人,我們現在才能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不必害怕今天在任何場合發表任何言論後會有警察上門逮捕,也不必害怕國家政治只能存在單一政黨。
  6. 愛國不是不好,但是當政治主宰了整個國家,那麼純粹的愛國就會變成ㄧ種毀壞國家的行為,我們會喪失自我思辨的能力,成為被國家操控的魁儡,而當我們選擇一條不愛國的路時,我們可以跳脫出故有的思想,站在另一個高度看見國家政府操控人民的惡劣手段,當我們看清事實後,人民開始團結,先從地方上做起,就像鄭南榕先生那樣,從創辦雜誌社到激發起台灣人民的自由意識,從救社會出發,讓人民的思想能有不同的激盪,進而發展出一套理想的生活方式。
  7. 我們永遠不知道當自己完全奉獻給國家時,最後會被會被帶往什麼地方,觀察現在台灣社會的亂象,除了政治鬥爭,還有許多法制上的不平等,財團的囂張跋扈和政府官員的怠忽職守,若我們抱持著不愛國的態度,讓社會中的人民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那麼人民就能成為國家中最重要的守門員,而當社會整體產生這樣的風氣時,國家政府就會謹慎行事,大財團無法囂張的剝削社會資源,我們的生活也才能提升到更高層次。

2014年6月6日 星期五

六月十三日期末演說排序

  • 關於六月十三日期末演說排序如下:
  1. 黃筱晴:「論台灣大學學費狀況」
  2. 賴易萱:「誤用民主的事例」
  3. 鄭孟姍:「不愛國救社會」
  4. 施天宇:「社交網絡與政治參與」
  5. 蔡歆儀:「台灣無公民」
  6. 徐丞賢:「拯救政治,從思想改造開始」
  7. 蔡宇峰:「愛國心,雙面刃」
  8. 邱煜智:「文盲不得參與公共生活」
  • 參與演說的同學請提早出席,切勿遲到。演說時間九至十分鐘,不可拿稿。
  • 請自備投影片一張,寫上演說題目與演說姓名、系級和學號,當成演說布幕,方便錄影。謝謝配合!
  • 演說者視演說需要,可自備投影片,惟不宜超過六張(除題目外),一上課即擺進電腦桌面。

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期末演講初稿(02114104)

民粹是正確的

上禮拜,西洋政治思想概論在上托克威爾的《民主在美國》,談到所謂「多數專制」的可怕。老師說:「全班中午表決,叫陳俊良出去買大家的便當,而且他負責出錢,好不好?」全班拍手叫好,只有我拼命搖頭說不要!老師問我:「為什麼不要?」「因為侵害到我的財產啊!」「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啊!」這個鮮明的例子,簡單的道出多數的暴力是多麼可怕,而多數暴力擺放到公共決策上就是民粹,這也是大家對民粹產生反感的主因。

政府要如何決定一個政策呢?通常大家會回答:政務官採用專家學者的意見來決定,決定大大小小的政策,因為他們是某方面的專業,所以聽他們的就對了。

請先讓我們談談什麼是政策?每一個政策,其實都是個議題,例如服貿該不該簽、核四要不要營運,相信各位都明白,每個議題的正反意見,都一定是有利也有弊,:興建蘇花高速公路可以活絡區域的經濟,但也因此會破壞生態環境;封存核四廠可能避免了核爆的風險,但未來可能面臨缺電的危機。

而比到了最後,都是價值的選擇,因為環境保護的價值比經濟發展的價值重要,所以不應該興建蘇花高,因為缺電造成生活不便比核爆的風險更能承受,所以讓核四開始營運。議題最後抉擇,都是價值取捨!

而專家的專業,只是告訴各位,制定證券交易所得稅可以讓政府增加多少稅收,但可能降低人民投資股票的意願,頂多分析決定的利益及弊害,是要廢除還是不要廢除死刑,專家們也因為各有各的價值,而持有不同意見。所以我們得知,議題的決定,專家們沒有一致的答案。

然而,甚麼是正確的價值?我認為是所有人皆認同的答案,也就是真理、正義。
如何選擇正確價值?坦白講,無法透過專家推論可以得知,或是嘗試過但沒有成功,不管是義務論還是效益主義,都有其瑕疵。假設小明染上病毒,可能會讓國家十萬人受到傳染而死亡,這時候要不要把小明殺掉,以保護其他人性命?以義務論的觀點,無論甚麼情況都不能殺!但這樣的決定是有些難以接受的!而效益主義本身擁有的問題,不在此贅述了。所以價值的決定是正確與否,無法倚靠專家以邏輯的方式推論得知。

究竟應由誰來決定?我的答案是人民。大大小小的議題,透過投票選擇大多數的意見,如果民意是倒向停建核四,就不啟用營運;如果不支持大學學雜費調漲,那頂多維持或者調降。議題的影響涵蓋所有人民,由人民自己決定,本就是民主的精神!

有人會質疑,多數人民的選擇一定正確的嗎?我承認不一定是正確的。現在將要採行募兵制,十年以後,可能發現人民不滿意這樣制度。那人民會再次表決改回徵兵制。若再過一段時間,又發覺募兵制更好,就再做修改。透過不斷更改,隨著經驗的累積,記取歷史的教訓,最後會產生大家都接受的答案,也就是正確的價值。所以,如果人民投票都不再繳稅,過了一兩年,政府停擺,沒有能力保護人民,那人民就會重新表決。(甚至本來就不會不繳稅)

有人可能擔心,若一切交由人民投票,大多數來決定,少數人權益會受到侵害,就跟開頭時所講的一樣。那我們舉極端的例子,人民多數決來裁定個人的生死,因此不只殺人犯,就連強姦犯都直接處死,但當誤判一件件報導出來時,曾投下贊成票的人民發覺手上沾滿血腥,開始修改成判處幾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議題上選擇多數的價值,只要透過歷史演進,人民就會修正原本錯誤的決定,最後得到正確的答案。

期末演講初稿 02114253

只有專家才有資格參與政治

  1. 大家好,今天我的題目是「只有專家才有資格參與政治」。當我們環視我們身邊的民主政治,不難發現「民調」這個詞大量地被用在民主的台灣。究竟,用民調當作是政策決定的重要指標,是否真的適當?又或者,大眾的意見是否該是政策的決定方向?而當國家發展和大眾的利益相衝突時,是否該為大眾的利益而放棄了國家發展?大眾的智商是否真的足以做出合乎國家利益的抉擇?靠人民直接作主真的有比較好嗎?人民作主真的能夠在和自己利益相衝時做出無私的決定嗎?何不將做決策這種困難的事情交給專家來決定,人民只要好好聽命過生活就好呢?
  2. 首先先定義我這邊所提及的「專家」。專家並非是熟知每個領域的人,而是專精於特定的領域;他會以他的知識做出正確的決定,即使這個決定有時候是必須拋開感情的。同時,他們有著無比愛國的心,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都是為了國家的發展。
  3. 接著分享一件值得省思的新聞。大家都知道在2011年發生過歐債危機,當時是因為德國的紓困案經眾議院投票通過後才得以紓解。但你們可能不知道的是,當時的總理梅克爾提出的紓困案,並不獲得德國人民的支持;有高達8成的民眾反對紓困希臘,他們認為憑什麼自己辛苦掙來的錢,要拿去紓困拒絕樽節的希臘。而當德國眾議院的投票結果出爐時,議院的611位議員中有523位同意紓困 85位反對 3位棄權。梅克爾不只贏得執政黨議員的票數,更得到了2/3反對黨議員的支持,這個與民調幾乎完全相反的紓困案,竟然會在議會壓倒性的通過。德國的議員,沒有因為民眾反對而反對;相反的,他們去思考,他們知道她們手中的這一票,決定的是歐元區的未來、決定的是世界經濟是否崩垮,決定的是人類是否因此得面臨前所未見的經濟災難。德國的議員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是經濟學的博士,但他們是政治上的專家。他們知道在甚麼議題上可以順著民調,而在那些議題上則否;他們知道,當德國的利益和德國民眾的利益相衝突時,何者應該優先考量。我想答案其實是很明確的。
  4. 接著我想告訴你們當大眾碰到和自己利益相衝突時的反應。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美國的失業率高達25%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台後推行新政,透過一連串的公共建設等,好不容易在第一個任內使失業率降到了14%GDP成長超過9%。然而此時民間出現了平衡預算的聲音,他們認為新政已經使得外債和財政支出過高,需要平衡赤字才不會使美國破產,也才不會使自己背負過多的債務;1937為美國總統大選年,共和黨為奪回權力而順應民間,並發表大選政綱,指出美國財政正處於過度危機之秋。在此同時,美國的國會為了迎合大眾的意見,便開始大刪預算,緊縮貨幣,並一連串否決了羅斯福的新政策。而造成的結果是1937年底,失業率不到半年內又回到了19%,華爾街的股市再度全面崩盤,1938年全球經濟崩解,德國法西思黨和希特勒的崛起,接著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5.   難道大眾真的沒有愛國心嗎?大眾真的沒有知識嗎?在奧運會上,民眾會為自己國家的隊伍搖旗吶喊,唱國歌還唱到哭,這難道不是愛國心嗎?對不起,不是。大眾的這種表現只是假的愛國。大眾之所以會為自己的國家搖旗吶喊,純粹只是一種好勝心驅使的結果而已。之所以會唱國歌唱到哭,其實也只是一種假的反應。改天,當國家因為發展需要而無補償的徵收自己的土地時,哪個不會跳腳,表現出要跟國家決一死戰的反應。這一切都只是無知大眾最醜陋的一面。
  6. 大眾是理性的嗎?是的,他們是理性的,正因為他們是理性的,所以凡是考量的都是自己的利益;當凡是考量的都是自己的利益的時候,還有什麼理由將重大決策交給自私的群眾呢?大眾理性、自私,那為什麼大眾有資格參加政治呢,從事政治的人應當有著無比愛國的心、有著拋開私心的能力,但是大眾有嗎?很遺憾的,他們並沒有。大眾醜陋的嘴臉,在爭奪龐大的遺產時顯露無遺,誰能保證在面對國家利益時,他們醜陋的樣子不會再一次的表現出來,損害國家的發展。
  7. 有人會說,憑什麼讓幾個專家就決定大多數人的道路?我們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你憑甚麼控制我們的人生?專家憑什麼?憑的是專業的知識,憑的是他真正愛國的心,憑的是他想要看到國家因為走對的道路而強盛。身為一國的人民,就應當會自己的國家故獻出自己的力氣,自己的錢財。是國家保護了你的財產,國家保護了你的安危。當國家需要你的時候,不就是應該義無反顧的貢獻出自己的所以嗎?也會有人說,專家是國民,我們也是國民,難道專家高我們一等嗎?難道人生而平等這句話是假的嗎?專家並沒有高國民一等,而是專家以其專業的知識,提供國家一條正確的道路,讓國家得以朝向強盛。當國家強盛之時,國內人民不也雨露均霑嗎?專家是為了國家好,才貢獻出自己的知識,身為無知的民眾,就應該乖乖的服從並且為其貢獻自己。
  8. 人民無知的事實一定會讓大多數無知的大眾跳腳。從他們跳腳的反應,卻諷刺的更凸顯了自己的無知。無知的大眾最可悲的一點,就是當專家說他們無知的時候,他們會跳腳,會覺得被羞辱,會聚集其他無知的大眾,將專家批評的一文不值。他們的無知,完全一覽無遺。
  9. 因此,人民只要好好聽從專家制定的政策,並且毫無保留的奉獻出自己,為國家的強盛共同的努力,大眾的智商不足以制定出符合國家利益政策,唯一該做的事就是為國奉獻。當大眾的利益和國家衝突時,不應是國家向大眾低頭,反而應該倒過來,國家提供了土地,提供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而當為了國家的利益時,大眾應該有所犧牲。謝謝大家。

期末演講(政一B 蔡歆儀)

台灣沒有公民


  1. 華盛頓被稱為"American Cincinnatus",美國的辛辛納圖斯。辛辛納圖斯是羅馬共和時期臨危授命的獨裁官,而獨裁官在羅馬共和的體制中,權力就如同世襲君主一般的大,他在任期屆滿後便辭職回鄉。美國人以此綽號稱呼華盛頓首要意涵表示他在任期屆滿後不再執政,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總統的職權,就如同獨裁官的權力一樣大呢?各位,歷史告訴我們,有效且成功的民主都是強人政治。
  2. 在座的都是政治系的學生,那麼請允許我以統治者的角度來和大家討論台灣現況的問題。各位,解構容易結構難。我們學習政治思想,批判現況制度,但我們終究必須回歸現實,想出解決辦法。與其談論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創造的哲君有多麼美好,不如讓我們正視二十一世紀的重大問題。與其討論民主制度下的弊病,不如討論台灣現況應該適合甚麼樣的政治體制。我們花了許多時間探討好公民應該具備甚麼樣的條件。柏拉圖強調哲學思辨能力造就好公民,亞里斯多德強調財富對於好公民是必備條件。不管你認為的好公民需要甚麼樣的條件,請容許我大膽地說「台灣群眾是盲目的,我們完全高估了在法律上擁有公民資格之人的政治知識。」台灣不只沒有好公民,台灣沒有公民。
  3. 以此次台北市長選舉為例,民調公司做了街頭民調,訪問民眾對於連勝文及柯文哲的偏好及看法。有一半的人清楚表明立場,另一半表示不關心政治,不關心選舉,甚至連候選人是誰都不太清楚。我們先假設清楚表明立場者為關心政治及願意參予公共事務者,然而,當我們細究他們所提出支持哪一方立場的原因時,不外乎是選舉人的曝光率、身材容貌、說話方式、年紀、片面化的標籤如無黨籍或貴公子等等。從他們被訪談的內容我們可以得知群眾對於統治是無知的。他們不在乎誰適合當「政治家」,不在乎統治的核心知識,卻只在乎誰的形象好。這難道是公民應該有的思維嗎?容許我再次斷言,人民對政治沒有判斷力。
  4.         討論了公民個體,我們再進一步討論公共意識。民主下的私有制不只侷限於財產上的私有,更是權力的私有。每一個人只在乎自己眼前賺得到的財富,爭取得到的權力,台灣逐漸失去了真正關心公共事務及願意為國家奉獻的人。私有制導致台灣現況沒有了公共意識。或許現在看似街頭運動盛行,又有多少人是真正了解社會議題。這已經成了一種潮流,讓參與社會運動者覺得自身很跟得上流行。現況所謂關心社會議題的人們都只是關心表面的假象。首先,如同我上述對台灣公民的分析,人民沒有能力參予公共事務,更別提在民主私有制的潮流下,還會有人出面關心公共事務。在體制內的人,也是運用了自己的專業統治,保護自己的利益、財富。既然在這樣的大環境及普遍人民對政治消極的想法下,讓我們做些改變吧!
  5. 回到第一段所談及的強人政治,華盛頓、羅斯福、等總統都是民主國家的總統,但他們同時也是強人,靠著一己之力轉動國家機器推展有效的國家政策。他們集權力於一身,彷彿是獨裁者。我並不是要推從大獨裁者統治。原因其一、權力使人腐化,其二、就算民意是表面又虛假的,但有民意能使執政者更有正當性及權力,進一步,能夠使反抗其政策之聲音成為眾矢之的並使其鴉雀無聲。我想推崇有民意為基礎的強人政治,因為民意是執政的手段之一。既然民主制度的成功必須仰賴強人的統治,那就讓我們建構一個民主制度下的強人政治,選舉不過是一種形式,一種包裹著糖衣的制度,使人民誤以為自己有權利決定任何事情,但其實每個人仍只有一票,無法真正左右政策,只能跟從所謂的主流意見以及選擇少數幾位候選人,然而這少數候選人的素質並不一定總能滿足領導者應有素質之要求,導致民主國家的領導者普遍無法有效的進行治理,所以我們應先建構一種制度使選民的選擇限於那些真的能夠進行有效統治之領導人材。
  6. 不論我們在尋找什麼樣的統治者,一切都是以教育為根本。我們應設立一所專門培育統治者的教育機構,而人民只能選擇從此機構培育出來的候選人選擇他們的領導人。進入此教育機構的學生將學習什麼是治理,什麼是民主,要以什麼樣的手段爭取好形象及選票,但又不全然相信民眾的意見。培育出來的候選人能清楚地區分統治者及被統治者理應扮演好的角色,不盲目信服於民意,畢竟民意已經沒有參考價值。候選人必須擁有極強的說服能力,以演說及自身形象使民眾信服於他的理念、願景及進而臣服於他的統治。我承認,要培育出這麼一位具有政治素養的優秀領導人非常困難,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是可行的,是能實現的。我們只是缺乏一個機構去發掘這些人。我們只是缺乏使這些人能夠發揮所長至極致的環境。
  7. 改革有兩種方式。一種由下而上,培養人民的政治素養,提升公民素質進而推舉出最佳統治者。另一種則是由上而下,選出一位指標性人物來引領大家走向最佳生活,人民只要順從即可。依照現況情形來看,我以為後者是較具效率及可行性的方案。
  8. 即使再多偉人曾強調過不關心公共事務者,不具有當公民的資格,甚至不配當人。但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普遍人民不關心公共事務。普遍群眾關心衣食溫飽,公共事務之於他彷彿是空談。我們不需要再對群眾的政治素養或公共意識抱有期待,因為那是不可能會發生的。蘇格拉底之死證明了這個願景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幻滅。兩千多年來,政治家無不以此為理想,但從未成功。讓我們殘酷地面對現實吧!專業的事情就交給專業的人做,統治這門專業也應如此!台灣沒有公民,因此權力絕對不是也不應握在公民手中,讓我們面對現實並心甘情願地交給專業的人統治!謝謝。

期末演講(02114257)6/9修改二版

文盲不得參與公共生活

        各位公民早安,雖然按照法律規定,二十歲才有投票權,不過宣稱對所有人都打開大門的民主政治中,不論能力年紀,都不應被排除在公共之外。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這個題目:文盲不得參與公共生活。


一、

  1. 在一個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共構出的社會裡,要到達公共場域所需要的裝備和腳力,可能是超乎我們想像的。我們所身處的公共生活會不會只是一場孤獨者的宴會?希望透過閱讀這件事情,我們能夠描繪通往公共生活的途徑,以及這張藍圖所需的要件。
二、
  1.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古代文盲和現代文盲的差異在於,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題目裡的文盲當然不是指涉未受教育的人,而是不具合宜閱讀能力的人。
  2. 能夠被出版業者相中,並且大量印刷準備販售給任何人的作品,代表其中必定蘊含著「公共性」。這也是閱讀有趣的地方,寫作者的動筆和閱讀過程都是相當私人的,但是整個過程卻是公共的──作家在書桌前面對著公眾,而讀者學習怎麼理解這個好的表達。
  3. 因此,閱讀是一種學習和「他人」相處非常好的訓練,我們在其中學習如何「聽」別人說話,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和它互動,透過一本好書我們連接上了整個群體。偉大的作品都是在作者面對「古老的敵意」中創作出來的,也就是挫折以及劫難,人最初的時候都會走直線,撞牆吃痛了,才會發現這個世界原來不是只有一面,還需繞著走才通,因此偉大的作品一定是理解了世界的複雜性後創作出來的,這種複雜性和在公共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是相同的東西。
  4. 好的文學一定具有公共性,當我們真正打開眼睛去看這個世界時,你就會發現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必須先破除二元論的想像,進入公共場域才是有意義的。而優秀的作品還有另一種特性:脈絡,也可以說是歷史性,人們有個傾向,就是習慣把當下看到的一切當作始終如此。我想大家都應該有過這個經驗:今天小明在班上做了一件很糗的事情,你覺得實在是太爆笑了,所以回家後很興奮的和哥哥分享,卻發現他聽完後毫無反應。這個笑話缺少的其實就是脈絡,你哥不認識小明,對他過去做過什麼事情一無所知,所以他不能理解為什麼這件事情很好笑。
  5. 脈絡性是對於各種說法、判斷有完整的了解,而不是用當下看見的表象莽斷地妖魔化對方,各位都了解事出必有因,但在現實中人們常常遺忘這點,導致根本沒有討論,只是各說各話。回到公共生活來說,政府和民眾的意見分歧,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真正想要交流意見,只是各自丟球,而沒有人想接,這是現代公共生活的病徵。
三、
  1. 那麼以私人身份參與公共生活到底哪裡有錯?
  2. 人們的生產方式──也就是面對「物」的態度,同時影響了我們如何與人建立關係,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獲得了自由,但自由卻是犧牲聯繫換來的,人擺脫了枷鎖,但是作為共同體的「公共」卻近乎消失。用「我」作為主體思考進入公共場域是非常可怕的,因為公共場域應該是討論「我們」的事情。台大的明教授給民主政治的定義是:政治生活的市場化,如果將公共事務也當成可有可無的商品,那麼現代社會所謂的公共,也只是私人的聚合,而非真正的公共。
  3. 有些人可能認為代議民主就是讓菁英替我們作決定,私人可以完全不管政治,但我還是再重複一次:公共的意義只在眾人共同參加時才會顯現。以太陽花抗爭來說,假設政治菁英的確做出了他們自認對於台灣人民有利的決策,那為何人民不滿?顯然的,雖然大家去投票,不過這個投票並沒有同時代表人民服從於這個內閣所作的任何決定。進入公共生活的基礎條件是能夠被說服,透過被說服人民才會成為整個公共決策中的一環,你可以只是站在台下,而不需要在台上發表,但是你不能因為不同意台上的人,而離開這個廣場,除非你不再認同這個共同體。
  4. 或許有種聲音會這麼問:公共生活就是靠說服與被說服建立起來的嗎?確實,這是個無法否認的事實,現實就是:雄辯家和政治家無從區別,而謊言與許諾同等,許多看來對立的象限,其實只是手心和手背的關係,一個好的政治家最好也是一個好的雄辯家與煽動者,一個政治承諾不論真假,都必須要能說服人民,我們知道如何建立場域,但是要設立足以攔阻惡意的柵欄,那是空想,善與惡從來就是混合交處的。
  5. 被稱之為「公共」者,就是將所有人作為一個總體來思考,當然有不可調和的部份,但是這種矛盾與困難,就是公共生活的本質,也是政治家必須面對的永恆難題。對於那些有心參與、改變公共的人,如何溝通和重新建構對於公共的想像,是首要之務。
四、
  1. 釐清了公共生活的意涵,閱讀與寫作的功用也更加清楚:學習如何與群體建立連結。好的作品絕不是私人性的,而是結合了複雜性、歷史性等元素的精巧藝術,能閱讀已經具備了進入公共場域的基本資格,如果想要真正與別人發生互動,理解寫作的原理也許會有相當幫助。
  2. 寫作的目的在於溝通,溝通換言之就是設身處地的為別人想:怎麼說才可以讓他理解?柏拉圖很著名的洞喻裡,他叫哲學家回到洞穴裡學習同胞的語言,目的就是為了溝通,你不能期待別人來理解你的語言,而是要主動讓別人知道你在說什麼,若非如此,不論你是在什麼平台、場所發表意見,都只是一種私人性的表態。有人說真正的寫作是從離開書桌後開始的,參與政治也是如此,政治牽涉生活這個總體,不是切割開來可以處理的──官僚主義就是這樣做的,沒有人性,現在無法談脈絡的尋找,因為他必須回到生活中去找。
五、
  1. 簡單來說,閱讀是公共生活的實習,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學到溝通所需的幾種基本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認知到自己身為共同體的一員,身份不是消費者,不能任意退出公共討論,每個人都在公共場域裡佔有一席之地,抱持著負責、開放的心態展開公共討論,才能使公共生活再現。
  2. 同時,閱讀是一個觀照世界的窗口,張愛玲說文藝的功用之一,就是使我們接近那些非透過文學否則無法接近的人,每個人的生活時間、空間有限,卻要參與這麼艱難的公共決議過程,廣泛的閱讀不止學習溝通,也能對於社會的多元、矛盾、無解有更多的寬容,我們無法抵達太陽,但是相信會越來越近。謝謝大家。